3我发现我妈妈是个大美人是她调，我妈妈的美比上海那些摩登女郎，和那些上海老女人比起来，她朴素得多了。到了70年代，妈妈已经是外交部部长夫人的时候，从来不记得她买什么口红之类的东西。我记得妈妈出国带回来吃的、小人书，她的美容用品也不过只有檀香肥皂、友谊&。
小的时候我身边的男人也都不逊色，我外公永远是中ณ山装或中式的马褂。和我外婆一样，他所有的衣服都是好料子做的，我爸年轻时候真是一个帅哥，他对吃、穿都有上海人的感觉，就是经济再不景气，也是非常非常体面的。我爸爸至今打扮得非常得体，从来不穿t恤衫，只穿衬衫，而且是烫得笔挺的衬衫，裤子永远有裤ไ缝，皮鞋贼亮贼亮的。
可科长的面孔还是一下子就冷下来了。
洪晃晃晃脑แ袋，想想，忽然明白了：“科长，科长，好朋友了，怎么还说撂脸就撂脸啊，弄得我这点意思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洪晃有所很漂亮的房子。因为她接受的是美国的教育，又秉承法国的浪ฐ漫，所以我知道她对身边的生活要求是很高的。
她住的地方离京昌高速公路还有一段距离。而恰恰是这段距离的堵车，让她上班倍感头痛。你知道她是怎么解决交通问题的吗？路头有个ฐ小烟摊，洪晃老去那儿买烟。一来二去跟摊主大爷混熟了，就雇大爷当起情报员了。每天早上出门前，给大爷的烟摊打个电话，堵车就不出来了。代价是一个月给大爷二十块钱！
“行。”我们就进了我的办公室。
“刚去了一下《追求》，”他说，“都在那儿，好像要大干一番。”
我必须承认，《ilook世界都市》非晓雪莫属。她有海伦·格利·布朗的实干精神，但是又没有那种cosmopolitAn赤裸裸的实用主义，比cosmogirl要高雅得多；她有黛安娜·弗里兰对时装的敏感，但是没有弗里兰的贵族架子，再说，她人长得比布朗和弗里兰都好看，如果辞海里有“主流女性刊物主ว编”的字样，她的照片就应该放在旁้边做图解。真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
《ilook世界都市》于20่01年8月开始改版，编辑部一下子走了四个文字编辑，一个ฐ服装编辑，三个美编。我不当内容策划，当出版人，管经营。晓雪于5月上任当主ว编，宣布改版计划后，她的反对派给了她一个空城计，全走了。我当时也不知所措，一面留人，一面逼着晓雪给所有人赔礼道歉，大概整一个月，编辑部天天有哭声。最后人一个没留住，但是刊物每期还是按时出了，而且2๐001年12月完成了全面改版，从以前的“头脑แ类”彻底改变为“时尚消费信息类”刊物，晓雪的新定位是“让我们和明星一样灿烂”，以明星生活方式为主ว线，介绍实用和及时的服饰、美容、生活消费信息。改版非常成功，发行和广告都翻了几番๘。连我都必须承认，比我那个“有头脑女人”要好看得多，有时候我也偷偷按照这里面的介绍去买东西。
我刚接手《ilook世界ศ都市》的时候，我们整个后期几乎都是在印刷厂做的。现在想想，利丰真是很照ั顾我们。我们每次都是大队人马杀到蛇口，有美编、责编、主ว编，美编还经常是两个ฐ两个地派去。到了就去利丰的分色车间，霸占两台上好的苹果机，把还没有排完的刊物就地做完。一般这时候美编身后还坐着一个责编或主编什么เ的，没完没了地下修改指令，“这个ฐ再往上点”“那ว个再往左点”“把这个模特的腿再修细点”……
已经是半夜两ä点多了，我还是决定不了到เ底哪张照ั片当封面。潘先生和康明困倦得直揉眼睛。我们当时坐在利丰为ฦ客户准备的小会议室里面，这个房间有一面玻璃墙，外面是像足球场那么เ大的利丰办公室，而现在已๐经是黑漆漆的一片，只有一个看守的保安，哼着粤语流行歌曲在外面走来走去。我其实也应该是疲惫不堪了，但是兴奋让我根本没有累的感觉。
最可怕的是所谓典礼上，就只有一个披头散发的男人，拿着个ฐ破吉他，破口琴，没音没调，既不说话也不是唱歌在台上大声哼唧了10分钟，台下的美国孩子跟见到毛主席他老人家似的那么激动，后来才知道这人叫鲍勃·迪伦，他女儿是我同班同学。
在学校里的头三个月一晃就过去了，我们四个孩子的英文一点长进都没有，每天早上“林肯”把我们送到学校，老师开始讲课，我们就开始打呼噜，小红房子学校属于那种进步学校，很随便，学生上课可以趴在地上，把脚放在桌子上，还可以吃糖，所以睡觉根本算不了什么。何况老师知道我们听不懂，怪可怜的，睡就睡吧。
可是代表团的领导们不干了，每个学期中ณ国政府为ฦ我们交两千多美金的学费，真是学不好，大概有不少大人的乌纱帽要搬家。那时候主管我们的是张希生，唐闻生的母亲，老太太年已花甲â，但非常灵，她想出个鬼点子，让四个孩子全住到美国人家里去。我是第一个被送出去的。我住的那ว家叫加恩，父亲是美国一家医药公司的职员，母亲是自由职业者，专给杂志和图书画ฑ插画。家中有三个孩子，吕贝卡、维多利亚和克里斯托弗。两ä个大的是女孩，最小的是个ฐ男孩才5岁。大女儿吕贝卡是我的同班同学。选家庭时，代表团也使用了“文革”手段，查三代。这家被选中ณ是因为加恩先生的父亲老早老早当过美国共产党，在美国查三代不能要求太高，沾点“红”就可以了。
我住进美国人家的第一个感觉是美国人真他妈不把外宾当回事儿！试想这要是在中国，70年代谁家住进来个黄毛丫头，那还了得，事事都有特殊待遇，就是今天，外国人在中国也是被另眼看待的。我进了美国佬的家门，刚刚安顿下来，头一件事就是学着干家务。这家人喜欢动物，养了一条狗，两只猫，一只鸽子。我在那儿住了三年，每年动物人口都有递增，一直到三条狗、两ä只猫、一窝子老鼠、一条蛇和一只二尺多长的南美蝎子。孩子们负责管理这些动物的日常生活，遛狗，一日三次，上学前一次，放学后一次，睡觉前一次。换猫粪箱，每日一次。换鸽子笼子，每周一次。还有其他与动物无关的家务：洗碗、倒垃圾、做中午吃的三明治。我本着学雷锋的精神，积极抢干比较脏、累的活儿，比如上学前遛狗和换猫粪箱。吕贝卡和她妹妹拍手叫好，说没想到เ家里来了个ฐ大傻瓜，专干没人愿意干的活。过了很久，当我早就把雷锋是谁都忘得一干二净的时候，吕贝卡告诉我，刚ธ开始她们觉得我傻，挺好欺负，后来看见我“不怕脏ู、不怕臭”换猫粪箱时那种先进工作者的嘴脸，她们觉得我不正常、有病，而且我的作为都有点假惺惺的感觉，后来我不干了，天天跟她们下棋，谁输了谁干脏活，她们反倒觉得我正常了。
我正常了的第二个ฐ迹象是开始表达自己。这是美国人给我上的第二课，加恩一家住在离学校不远的华盛顿广场村。公寓面积不小，但是只有两ä个卧室，所以我们四个ฐ孩子都挤在大卧房里。吕贝卡是老大，所以有自己的床，维多利亚和克里斯托弗睡上、下铺，我有一个折叠床，每天晚上拉出来睡觉，每天早上再放回大女儿的床下面，睡觉的地方有了，但是东西没法儿放，所有的柜子都塞满了，基本上一开柜门就跟雪崩一样：衣服、玩具、书劈头盖脸地倒出来。
怎么办？加恩家不是有钱人，又不好意思跟中国代表团要钱，所以就为ฦ我买了一个简易、用硬纸壳做的小柜子，是深蓝色的，我最喜欢的颜色，有六个小抽屉，还配了一个小蓝台灯。柜子搭起来之后我心里非常高兴，但是想到使馆曾教育过我们，收外国人礼物的时候要不卑不亢，千万不得过分感激，好像中ณ国什么都没有，有失我大中华的威严å。因此，当加恩先生将他辛苦了一早上的小蓝柜子放在我面前时，我以一个中国部ຖ长视察工ื作的方式看了一眼，说了一句“不错”之类的不阴不阳的话，然后接着看书。据说这一举动把加恩全家的鼻子都气歪了，他们背着我开了个全家会议，差点儿把我送回代表团去，后来还是加恩先生心软，说算了，送回去还不知道代表团里怎么整这个不争气的小丫头。他后来告诉我，他看了好多讲前苏联斯大林时期的书，特别是索尔仁尼琴solghenitsin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ivandensovitcນh，他怕我因为做错了事情，被送到中国的西伯利亚去。至于我什么时候开始坦率地表达自己，我实在说不清楚。人的意识的转变永远是悄悄地，潜移默化地。直至后来我回国以后，我的团委书记说我说话不走大脑，我才意识到我真的变了。
在美国我还学到เ两样东西，其一会给我的后代带来幸福，其二毁了我一辈子的财运。第一件事是因为我和吕贝卡的一次争吵。孩子们在吵架的时候是可以说出恶毒的话的，特别是敏感、聪明的孩子。吕贝卡就是这样一个ฐ女孩儿。吵架的起因早就忘了，我只记得她恶狠狠地对我说：“就是因为ฦ你不可爱，你爸爸、妈妈才不要你，把你送到เ美国来，我们真倒霉，还得收养你。”
我也不依不饶地说：“你懂个ฐ屁，只有中国的人尖子才能ม出国，别ี的父母想送还送不成呢，我将来是当外交部长的料，你八成是纽约街上的垃圾工ื人。”
吕贝卡反驳道：“我父母绝对不舍得让我离开他们，我再没出息他们也爱我，我是他们的女儿，你要是再没出息就更没人要了。”我哑口无言，像吃了个苍蝇。至今，我还能ม清晰地听到吕贝卡的伶牙俐齿。我要是有孩子，我不想也不让他17岁漂洋渡海求个学业，我一定把他搂在怀里，紧紧ู不放。我头脑很清楚，我母亲为我做了一切她所能ม做的，但我心里摆脱不了一种被抛弃的恐惧，因为ฦ吕贝卡的话我会在梦里听到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