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阳实朕乡里，
第二项政策是减，陵寝在焉。朕起自临濠，以全乡曲。凤阳府有福的来做我父母官，那老的们生在我这块土上，逢着时节。每日间雍雍熙ກ熙吃酒，永，买炷好香烧，献天地，结成义社，遵奉乡饮酒礼。《凤阳新书》卷五细细推敲这份圣旨，朱元璋所免的，是“那老的们生在我这块土上”的土著人口的赋役，对外来人口并不普免。另外一份圣旨中，也可以验证这个ฐ结论。那是二十九年正月二十八日发布的一道圣旨：
至正二十六年四月，朱元璋从南京起身。随从的还有两个ฐ特殊人物，一个叫刘ถ大，一个叫曹秀。
父母坟前刘大就是慨然送地，使自己得以安葬父母的刘继祖的儿子，曹秀则是当年拿出自己所有家底置办礼品送他入皇觉寺为僧的汪大娘的儿子。他们是朱元璋终身难忘的两大恩人。
洪武元年十一月，他下令在宫中建大本堂，搜集古今图籍充实其中，征聘四方แ名儒教授太子。朱元璋经常亲自布置太子的课程并亲自检查。洪武五年十二月，太子刚满十八岁，朱元璋即命“今后百司所奏之事，皆启皇太子知之ใ”。洪武十年起又令天下大小事务，都要先由á太子拿出处理意见，再报皇帝：“自今大小政事皆启太子处分，然后奏闻。”
然而，朱元璋的心血，并没有太多收获。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随着时间的发展，朱标的仁柔懦弱不但没有什么改进，相反在朱元璋的严å格而急切的要求下，变成了木讷胆怯，做事越来越畏手畏脚，没有主ว意，处理事情颠三倒四，经常惹得朱元璋发火。越到老年，朱元璋越相信，这个孩子不可能成为一个ฐ雄才大略๓的帝王。他开始怀疑在自己身后，朱标能否驾驭这些老资格的虎狼之臣。
淮西话本来很难听胡适认为江北话是中国最难听的方言，见《胡适晚年谈话录》，开国之后却成了大明王朝的正式官方语言。淮西菜本来缺油少味没人稀罕，上不得台盘，如今却成了南京城内最高雅的口味。凤阳人喜欢背着手走路，喜欢蹲墙根儿聊天，不久之后，这两个动作成了大明官场的标准姿势。开国之初，淮西人个个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贝琼的一首诗写道：“两河兵合尽红巾，岂有桃源可避秦？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淮河流域在春秋时属楚，故“楚客”、“淮人”指的都是淮西人道尽淮西人权倾朝野之势。
免死金牌
朱元璋对贪污之官，毫不姑息，务期净尽。《大诰》规定说，所有贪污案件，都要层层追查，顺藤摸瓜，直到全部弄清案情，将贪污分子一网打尽为止。《御制大诰·问赃缘由第二十》规定：
如六部有犯赃罪，必究赃自何而至。若布政司贿于部，则拘布政司至，问斯赃尔自何得，必指于府。府亦拘至，问赃何来，必指于州。州ะ亦拘至，必指于县。县亦拘至，必指于民。至此之际，害民之奸，岂可隐乎？
朱元璋痛恨那些托身寺庙的遗民，将他们埋入地中，只露其头，用大斧削去，称为“铲头会”。
在朱元璋以前，虽然君权严重，士大夫阶层还享有一定程度的人格独立。“山林隐逸”不但被宽容，甚至被尊崇，这是传统社会留给人们的最后一块自由呼吸的空间。朱元璋却毫不犹豫地封杀了这块空间，他认为，这些拒绝与他的政权合作的人必定是看不起他这个前乞丐。他发布命令：“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ฦ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ฦ之过。”这就是所谓的“寰中士夫不为君用”罪。
此命一下，举朝哗然。孔孟之道是中ณ华立邦ะ之本，这一举动就如同基督教国家里要把耶稣驱逐出教堂一样惊世骇俗。大臣们当然纷纷上奏，表示反对。朱元璋命人把堆了一桌子的奏章都搬出去烧了，宣布朕意已๐决，谁也不许再说，否则以“大不敬”的罪名处死。
这下朝廷立马静下来了，大家都知道朱元璋的厉害。可是孔孟在中国被崇拜千年，毕竟会有几根铁ກ杆粉丝屹立不倒。刑部尚书钱唐就坚持己见，还是要进宫为孟子求情。
至此之际，各各父母反为愚夫愚妇。子既年壮，公私作为，无有不可者。朕既授以官，且有厚禄，只身在任。朝出暮归，寒暑为之自调，汤药亦为之自奉。其父母愚而不与之娶，致令孤守厚禄，淫欲之情横作。一旦苟合于无藉之妇，暮去朝来，精神为之妄丧，财物由是而空虚，天生诚实之性，因而散乱，虽古智人君子，莫复其原，岂不难哉。
今以诰告，凡在京有官君子之父母，即早ຉ婚娶前来，以固天生自然之性。不然，暂染娼优，污合村妇，性一乖为，莫可得而再治。其诸父母，早为之计。
也就是说，老百姓之ใ间，晚辈见长辈，学生见老师，仆人见主ว人，要行顿首四拜礼。同辈朋友之间，行控首再拜礼。
对于老百姓家庭之内的礼仪，规定得更为详尽：
在这本书里，朱元璋详细规定了从皇帝到亲王的行为准则。从“如何行政”、“如何执法”的大章大法到“如何安排日常起居”、“如何管理后宫”、“皇族间如何行礼”等生活细节。规定之详尽繁琐，让人难以想象。
治国行政的大原则我就不详细介绍了，仅仅引用几个ฐ小细节，来看看朱元璋为后代考虑得周密到了什么程度。开宗名义第一章是安全第一：
最严厉的户口制度
把社会改造成原子状态并不是朱元璋的最终目的，因为散沙在风吹日晒之下，也会自由流动，形成沙丘，构成新的不均匀不稳定状态。朱元璋采取了“草格子治沙法”，用政权把沙子们固定下来。他的草格子就是一系列固化社会的诏令。
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本质上的区别是组织方式的区别。西方社会是个契约社会。统治者的权力或多或少产生于契约关系中。在封建时代的君主制下，国王只能对他直属附庸的封地，在契约性规定的基础上，享有某些权利，所以“你的附庸的附庸就不是你的附庸”。而在以希腊为代表的民主制下，权力的产生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每个公民从根本上说都是平等的，所以公民们在一个国家之ใ内共处，首要的是按照公共约定的方式，通过公开的竞争，组织起政府，把权力自下而上赋予它，使它合法地为众人服务。所以西方行政权力的表情有点像一个ฐ雇工，毕恭毕敬，一副被选票所操纵的窝囊样。
而当古代中国人群聚之ใ时，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明上下，辨尊卑”。
当然，朱元璋对农民的关心当然不仅仅体现在语言中。在他的帝ຓ国蓝图中ณ，“农民理想”是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在他治国举措的方方แ面面，无不体现着对农民利益的根本关切。
农民的四大理想
当然，即使拥有了这些品质，朱元璋也不过是一块不错的铁坯罢了。是战场成就了最终的朱元璋，那个绝对冷酷、精明、狡猾、强大的朱元璋。
战场是炼就男子汉的地方。古今中ณ外，顶级的男子汉都是在战场上炼就的，因为ฦ只有战场，才能提供炼成他们所必须的高温和高压。
秦乱，汉高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五载成帝业。今元纲既紊ฐ，天下土崩瓦解。公濠产，距沛不远。山川王气，公当受之。法其所为，天下不足定也。
朱元璋也听说过刘邦这个么人，不过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人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听李善长这么一说，他茅塞顿开，连连点头“称善”。知识分子的种种建议让还在黑暗中摸索的他如同遇到明灯，通往皇位的道路在他头脑中一下子清晰起来。他任命李善长为掌书记，从此将刘邦视为自己的偶像，开始不断ษ钻研他的事迹。
久驻和州也不是长远之计。朱元璋决定打过长江，攻占太平今安徽当涂，向江南发展。江南本是著名的繁盛之区，更何况还有龙盘虎踞的集庆南京的诱惑。
六月初二，朱元璋亲率水陆大军万余人，乘坐风斗快船和筏子，以常遇春为先锋，开始了渡江战役，目标是对岸的采石。一千多艘大小船只，分列两队，扬帆竞发。常遇春膂力过人，射得一手好箭，以勇猛著称，他不负使命，带领几支小船，一马当先，强行靠岸，挥戈杀向元兵。元兵伸手抓戈，他顺势跃上江岸，左冲右突，元兵四散逃窜。
乱世里没有清静之地。起义แ军三天两头来庙里搜粮食，找吃的。不几天，元军又驻扎到附近。他们不敢与农民军正面交锋，每天到各村抢劫，见人就抓，当做“乱民”送到เ长官那里报功领赏。朱元璋登基后在《纪梦》一文中描述当时的情况说，红巾军“陷濠城而拒守之，哨掠四乡，焚烧闾舍，荡尽民财，屋无根椽片瓦，墙无立堵可观。不两月，越境犯他邑，所过亦然”。而官军则“声攻城而逡巡不进，惟是四掠良民，得之则以绛系首，称为ฦ‘乱民’，献俘于上，请给其功”。在这种“造反军”与“反造反军”的拉锯战争中，最倒霉的就是既不“造反”又不“反造反”的广大平民百姓。
用朱元璋的话说，就是“良善者生不保朝暮”。和尚们在庙里成天提心吊胆，看这样子，保不齐哪天就被官兵抓去充当“乱民”，被砍掉脑袋。没办法，白天只好揣个饼子，躲到山里，等太阳下山了，再回来睡觉。
朱元璋在皇觉寺半饥半饱的小和尚生活，只过了五十天。作为ฦ新入寺的一名新和尚，他年龄最小，地位最低，所有扫地打水做饭上香之类的杂活全是他的，吃饭时他却是最后一个。干了一天活饥肠辘辘，到口的却常常只有半碗残茶剩饭。朱元璋在家中虽然也吃不好穿不暖，但毕竟是家中的老小，从小到大都是受关心受照ั顾的角色，到了庙里，实在难以适应。有一天，打扫伽蓝殿，一不小心，给伽蓝像绊了一下。朱元璋正一肚子怨气无处发泄，顺ิ手就给了佛像几扫帚。过了几天，大殿香案上的供品被老鼠给偷吃了，老和尚责骂朱元璋不好好照看。朱元璋更是生气，心想这个泥胎菩萨，大模大样地坐在上面充当神灵吓唬人，连自己跟前的供品都看不住，害得我跟着挨骂，实在可恨！于是拿了支秃笔，在伽蓝菩萨塑像的背后写了几个歪歪扭扭的大字：“发去三千里”，意思是说将伽蓝ณ菩萨充军发配三千里。少年朱元璋性格中强悍泼辣的一面，在这些细节中被保留下来。
谁曾想这半饥半饱挨打受累的日子，后来想起来居然也成了甜蜜的回忆。不久全县大饥，寺庙里的粮仓也迅速空了下去。第五十一天，老和尚把几个和尚叫到一起，宣布粮食已尽，只好封仓，叫大家各谋出路。
从战国到明清，两千多年间，中国的农民，只有在农民大起义后建立的新王朝初期，能够温饱有余。而其余大多数时期里，都处在仅能勉强维持生存的处境之下。据庞卓恒在《人的发展与历史发展》中介绍，在正常年景下，中国农民一般状况下每年产品的剩余率不会大于5%。而中ณ世纪一个占有全份地的普通英国农奴户净余率为2๐6๔％。他们一年生产的粮食约为464๒1公斤ภ，除去租税、种子、口粮后约可净余粮食1224๒公斤ภ。从这个数字看，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和欧洲农奴比起来要低很多。
由此可见，中国官僚阶层对广大农民的剥夺，远远严酷于欧洲的庄园主。中国农民被迫在简单再生产中耗尽全部潜能，使他们无法像西欧的农奴一样，有剩余财力来发展自己้的智力，拓展自己้的活动空间，由此推动起一个又一个ฐ的促成封建制ๆ度解体的重大历史变迁。
朱元璋的这个后代能ม作出如此英明的决定，有两个特殊原因。一个是明英宗是一个历遭忧患的皇帝。他曾遭土木堡之变，又被自己的弟弟景帝软禁多年，这不同寻常的经历使他比一般一帆风顺的帝王更敏感于人情冷暖，更重感情。第二个是明英宗与钱皇后感情极深，钱皇后在明英宗危险中时，曾经“夜哀泣吁天，倦即卧地，损一股。以哭泣复损一目”。明英宗被软禁时，钱皇后陪伴他度过了艰难时光。“英宗在南宫，不自得，后曲为慰解。”“闻英宗为太上时，钱后至手作女红卖，以供玉食。”
由á于钱皇后没生儿子，在内宫斗争中地位一度岌岌可危。明英宗临ภ终时“口占遗命，定后妃名分，勿以嫔御殉葬，凡四事，付阁臣润色”。并特别嘱咐“钱皇后千秋万岁后，与朕同葬”。这显然是担心自己死后，后宫中有人逼钱皇后自杀殉葬。英宗结束人殉制度，一个直接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皇后。
不论如何，这项决定顺ิ应天理人心，受到เ万民欢迎，公布之后，许多大臣甚至感动到流泪，“时读竟，涕下，悲怆不自胜”。后世史家对此举更是不吝赞美之词，说“英宗独见，罢免此举，遂破千古迷谬，视唐宗命孟才人先效死于生前者，圣愚奚啻千里”。中国历史上意外复活的野蛮殉葬制ๆ度终于被画上了句号。
大明：退化的朝代
如同使殉葬制度返祖一样，从世界史视角观察，朱元璋的出现使中国社会体制ๆ和政治文明都出现了重大退化，导致中国从明代开始与世界文明主流反向行进，永远失去了在人类文明中ณ的领先地位。
十四世纪的明朝，与欧洲相比，表面上要光明得多。十四世纪的欧洲特别不幸：黑死病扫荡了欧洲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使北欧动荡不已๐的“百年战争”也始于这个世纪，因此人们称这是欧洲的“黑暗时代”。而在中国，朱元璋却缔造了一个很长的和平时期，“华胄重光”，生产恢复，东方大地一片太平景象。
然而在一治一乱的表象下面，却涌动着两股方向相反的历史暗流。
在欧洲大陆，从十四世纪起，漫长的死气沉沉的中世纪统治开始支离破碎。由á于教皇和国王们忙于争权打仗，无暇管理地方事务，许多城市从封建统治中脱离出来，获得了独立。这些城市居民们集资向国王们购买了自治权，可以组织自己的市政厅和法院，建立自己的法律。正如当时的一句俗话所说，“城市的空气能使人自由”。
在城市里，人们不再向国王贵族们卑躬屈膝，他们投身于商业和企业，用自己的双手和头脑为ฦ自己创造财富，用财富来建立自信。“自治市的自由民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自信和独立，这种自信和独立是欧亚大陆任何地区所没有的。”这些城市的本质就是一个大公司。“所有的商业法律，也就是民法；全部ຖ商业船只也就是海军。”这些城市一出现就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明朝建立之ใ后十二年的13๑80年，威尼斯打败热纳亚，成为欧洲海ร上霸主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