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中华文明，提出了“汉族”这一说法，获得了人们的广泛支持。但实际上“汉族”一词的作用，比起中国漫长历史带来的影响，民族往往是人们。在政治和文化作品中，实在是微不足道，但是对待民族和种族问题的态度，却是理解各个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正如我在第7章中阐述的那样，它们塑造和界定着中国人看待境内外的外国人的方式。中国人对待差异的态度，是决定中国作为一支全球力量将如何作为的强有力因素า。
西方主流观点认为，从根本上看，中国的崛起不会对世界产生太大的改变。这种看法基于三个关键假设：从本质来讲，中ณ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经济方แ面；在适当的时候，中国会变成一个典型的西方国家；随着中国加入国际组织，接受并遵守其规章制ๆ度，国际体系仍然会一如既ຂ往。这些假设都是错误的。中国的崛起将会以影响极其深远的方แ式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
我们正在目睹一种历史性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还相对处于初ม级阶段，但是它最终必将改变整个世界。
为了加深对中国文化重要性【尤其是延续性】的认识，这里非常有必要指出，在过去的150年里，中国的文化出现了很多断ษ层和裂变。对于这一点，可以很容易地举出很多例子：殖民主义和通商口岸时期、朝贡体系的崩溃、1911年革命使得儒家思想几近覆灭、军阀割据时期、日本对中国的占领ๆ、中国国内战争、1949๗年翻天覆地的变化、“文革”以及1978年之后的改革。实际上，中国这种长期不稳定的根本原因是，殖民扩张和经济至上导致的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失败。
正确处理好扩大内需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扩大内需是我国长期发展的基本方针ฤ，对外开放是我国的长期基本国策。使两者相结合是中国最成功的经验，也是今后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之一。这就要求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立足于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拉动的作用，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使十几亿中ณ国消费者福利最大化。不断地开拓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提高对外开放质量，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就业密集的服务贸易，成为ฦ世界重要的服务贸易商，加快转变单纯依靠出口贸易的增长方แ式，进一步降低进口关税税率，增加国内短缺的资源、技术、知识进口，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使中ณ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进口市场，使世界ศ各国分享中国发展的成果。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1้8世纪晚期，随着现代性的到来，一种完全不同的观点开始深入人心。现在的生活已不同于以往，未来也会更加丰富多彩。改变成为历史范式中ณ的变量，它获得了一种全新า的权力和承诺，并被作为开创一个前所未有的未来的手段。进步、变化、现代化、原因、启示、发展和解放等一系列新词和概念，成为“现代性”内在价值观的代名词。这种态度同诸如传统、习俗、遗产、经验、保守等陈旧的思维方แ式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冲突，现代性—传统的划ฐ分，变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
现代性的来临ภ不是一个历史阶段，不是某个国王的统治，或者某个朝代，再或者一场战争，或者工业革命。它的起始时间不是某个具体时间点而是某段时期；它似乎并没有确切的终点而更像是一个永不停歇的过程。工ื业化标志着现代性的到เ来和传播，现代性更像一个不断ษ扩展的天地万物，坚持不懈地向前推进。
戈兰·瑟伯恩【grantherborn】认为ฦ，现代性标志着面向未来的新纪元的到来。克里斯ั托弗·贝利【christopherBayly】则认为，现代性是一个不断发展、无穷无尽的过程，“从18世纪末叶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如果现代性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还是一个新颖的事物，那么现在它已๐经变成了引人注目的万能故事，横扫了前方的一切障碍，以其“新颖”魔力般地激发大众的想象力，影响遍布从北美到欧洲、从中国到日本的诸多地区。现代社会诸多冲突无非都是“激进”与“保守”或“传统主义”之ใ间的矛盾，这些冲突的程度凸显了现代性与社ุ会血液的融合度。
对于现代性来说，其决定性时刻仍然是经济腾飞和工业化的来临。在这一时刻，新的思维方式——定位于变化和不确定性，认为未来将不同于过去，从影响小部分精英扩展到改变全人类的心态。经济活动的重心从田à地转移到เ工厂，人类居住的中心从乡村转移到เ城市。人类生活的各方面都逐步发生了转变：生活标准、家庭结构、工作条件、知识技能、自组织、政治倾向、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时间观念以及对人类存在的看法。如同现代性本身，工业革命作为现代性的主要驱动力，引发了一场经久不衰的经济变革。
即使有人能将欧洲的现代起源追溯至16世纪，其变革的决定性时刻๑也毫无疑问地发生在19世纪，当时工业化进程横扫所有的西北欧国家，欧洲国家的经济实力大为提升，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诞生，实际上整个世界都被带入了一个由欧洲主导的全球体系中。所有这些趋势的融合，标志着人类组织发生了质变。从那时起，现代性的影响力开始遍及全球，人们追求现代性的欲望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并认为自己是现代的——从服饰和命名方式，到怀表、雨伞等个ฐ人物??——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欧洲和北美，甚至连亚洲和非洲国家的精英群体也深受影响，当然，普通民众所受影响不大【日本除外】。
从那ว时到现在，现代性进程的速度一直在加快。依照ั过去的标准，178๖0~1840年的英国工业革命，速度已๐经相当惊人；但是对比后来的例子尤其是亚洲四小龙的发展速度来评价的话，它其实极其缓慢。相继发生的每一次经济腾飞，其速度都是越来越快，伴随着现代性进程的城市化过程和农业就业机会的急剧减少的速度也在不断地加快。尽管在人们关于后现代性的争论中ณ，欧洲表达了自己对于现代性的疑虑，但是从全球视角来看，现代性进程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它席卷了整个亚洲大陆，那是世界上60%人口的家园——对现代性的看似永无止境的追求，仍然是我们当今时代的支配力量，实际上，这种追求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与维多利ำ亚时代的英国相比，欧洲对未来的信心和信念可能不那么明朗，但是美国却依然在慌忙地致力于探索进步和未来，如果有人想了解“拥抱未来”在实践中的真意，那么最好的地方莫过于中国。
欧洲是现代性的诞生地。1750年之后的两个多世纪里，欧洲现代性的触角已延伸到世界各地，它的思想、体制ๆ、价值观、宗教、语言、意识形态、习俗和军队，给世界其他地区留แ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现代性和欧洲是不可分割的，彼此已๐经融为一体，难以想象没有对方的情形：它们似乎是一对同义แ词。然而，尽管现代性孕育于欧洲，却没有沾染上欧洲的内在特性：除了在这里诞生，它同欧洲以及欧洲文化之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联系。过去半个世纪中ณ，随着现代性在东亚国家的扎根，它吸取了欧洲现代性【确切地说应该是西方แ现代性】的经验。然而，东亚现代性并非欧洲现代性的简单翻版，它极具特色，其体制、习俗、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都是根植于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在第一部分，我将探讨现代性是如何与欧洲【广泛地说是西方】建立起不可磨灭的联系，而东亚国家又正在如何突破这种联系。
第1、西方的兴起
美国成功地创建了一种世界体系，它是当之无愧的霸权国，同时也秉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前苏联解体之后，这种体系发展得愈加成熟，中国也逐步参与了进来。
认为1800年欧洲轻松地领先于中国和日本的观点，日益受到เ历史学家们的质疑。杉原薰【kaorusugihara】提出，16๔00年后的东亚并没有走向衰落，相反在后来300年的时间里，还出现了劳动密集型、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增长，被称做“东亚奇迹”——他称之为“勤劳革命”，这种经济成就完全可以与后来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欧洲奇迹”相媲美。他指出，18๖68年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农业表现出很强的创น新能力，农作物的重大改良和生产力的大幅提高，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了支持。正如亚当·斯密所说的，1้8世纪晚期，中国的市场显然比欧洲的更加先进和成熟。例如，中国粮食产量中被远距离运输到市场上的比例远高于欧洲。中国市场在早ຉ期之所以能获得发展，一个关键原因在于土地可以贸易。中世纪的欧洲，农奴都被束缚在土地上，既ຂ不能离开也不能任意处置土地；而中国农民只要拥有足够的资金，就能ม够自由合法地买卖土地及其农作物。
1800年，中ณ国城市化的程度至少与欧洲旗鼓相当，据估测，18世纪的日本，约有2๐2%的人口生活在城市，而西欧为ฦ10%~15%。18๖00年之前，无论从资本存量还是经济机构的角度来看，西欧都未享有超过中国和日本的绝对优势，当时许多中国公司都是股份制的。即使在技术水平方面，欧洲和中国看似差不多，但是在灌溉、纺织织造、染色工艺、医药和瓷器制造等领域，欧洲还是落后于中国。中国很久以前就使用纺织机器，它们与多轴纺织机和飞梭只存在细微差别，而后者曾为英国以纺织业为首的工业革命提供过源源动力。中国很早就对蒸汽机不陌生，而且还创造出类似的各种类型的机器；只是与后来詹姆斯·瓦特的发明相比，这些机器是用活塞驱动飞轮而不是相反。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英国的工ื业革命一开始，对资本密集型和能源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就快速提升了生产力水平，创造出一系列技术、革新和增长，这也使得英国能在科学技术方面获得不断进步，并尽享领先于中国的优势。中国则正好相反，事实证明其“勤劳革命”并没有拉开工业革命的序幕。
1800่年，在中国和西欧的一些中心地区，生活水平是大致相当的，可能日本略高一点，人均寿命和卡路里摄入量也基本相同。人均寿命是衡量繁荣程度的一项重要指标，除了最富裕的地区，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人均寿命都到19世纪末才超过中ณ国。保尔·贝罗什【paulBairoch】计算得出，180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领先于西欧，亚洲作为一个ฐ整体落后于西欧，但超过了欧洲。当然，提起中国和欧洲，我们必须ี牢记一点，这两个地方都聚集了难以计数的人口：1820年，中国人口高达38๖1亿，西欧人口达到133๑亿，欧洲总人口达到เ169亿。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必然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互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们普遍认为18世纪末叶，中国最发达的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已๐或多或少与英国等西北欧最繁荣的国家处于同等发达水平。鉴于最发达地区在工业腾飞中所起的先导作用，需要对英国和长江三角洲做出具体的比较。
1้800่年时，西欧远没有取得遥遥领先于中ณ国和日本的经济地位，事实上，当时经济水平并无多大差距。从这个角度来看，认为工业化是一个持续了几百年而非几十年的历史变化过程的产物，不禁令人怀疑ທ。相反，在大多数情况下，工业化看上去更像是相对偶然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然而，这仍然遗漏了一个问题：1800่年左ุ右，为什么是欧洲而非日本和中国，能ม够如此迅速地把财富聚积起来，然后在19世纪取得如此别ี人赞叹的成就呢？
在此，重要的并不是所谓的“唯一原因”，偶然因素才是关键。1800年左右，包括中国和欧洲在内的旧世界中人口最密集的地区，都发现保持人口增长是一件越来越困难的事情，根本问题在于，粮食、燃料é和建筑都在竞相争夺日益稀少的土地和森林。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尤其严重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心脏地带位于黄河和长江之ใ间，由于土壤肥沃，该地区孕育了众多人口，但是由于资源的过度使用，这片土地日益枯竭，再加上新开垦的土地质量不高，所以问题日益突出。欧洲——具体地说是英国，之所以能ม够规避中国的问题，打破这种致命的土地限制ๆ，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英国发现了大量的煤炭资源，这有助于缓解木材日益短缺的困境，而且为工业革命提供了燃料。相比之ใ下，中国的煤ศ炭资源主要蕴藏在距离人口中ณ心区较远的地方，尤其是西北部，而非纺织工ื业集中地和长江下游流域。
其二，更为ฦ重要的是，新世界【newworld】殖民地，尤其是加勒比和中美洲地区，幅员辽阔，劳动力充足，食物和原材料丰富：以曼彻斯特的早期经济增长为例，如果没有奴隶种植园大量便宜的棉花供应，这种增长是不可能ม实现的。如果英国没有从新世界进口棉花，而是靠养羊来生产纺纱，那么需要广大的牧地【1815年约为365亿平方公里，1830年则超过了93亿平方公里】。总之ใ，据估计1830年，为满足英国的进口需要，新世界国家种植棉花、蔗糖和木材所需的土地面积，大约在1้亿~12亿平方公里之间，这个甚至超过了英国所有耕地面积和牧场面积的数量总和。在这样的背景下，殖民地所发挥的作用提醒着大家，欧洲工业化绝非一个内源性过程。新世界和在英国发现的大量的煤矿藏，移除了对土地日益增长的压力，消เ除了欧洲经济发展的瓶颈。中国则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其结果是深远的，正如彭慕兰【kenhpomeraທnz】所说：“英格兰避免了变得像长江三角洲一样，二者看起来如此不同，以至于现在很难发现它们还有什么相同点。”
在关键时刻，新世界殖民地为英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原材料，这纯属偶然，但是在过去的2๐00多年里，英国使新世界殖民化的方式却不是偶然的。殖民地也让欧洲在其他许多方面长期受益匪浅。对殖民地的争夺，欧洲内部的大大小小的战争，加上它们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欧洲民族国家被磨炼成了名副其实的战斗ç机器。因而，19世纪，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欧洲民族国家具有更雄厚的军事实力，其殖民扩张的野心日益膨胀。大规模的军事开支，不应该被低估。在海ร军上将纳尔逊【nelson】指挥的1805๓年特拉法尔加海战【theBattleoftrafalgar】中，皇家海军的胜利ำ，付出的代价相当于5个亚伯拉罕·克劳利钢๐厂，英国工业革命的1个旗舰投资。殖民地贸易还为公司组织和融资系统的创新提供了支持，以荷兰为例，它创设联合股份公司，便是为了这一目的。没有奴隶贸易和殖民统治，欧洲不可能取得这样的突破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