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远来看。如果这三种可能ม都能，但实际上却是执政党唱主角，而反对党则受到政府的贬低、干涉以及打压。
在中国，不论演变出何种民主政治制度，要评价共产主义对中国的长远影。相对而言，它都将深深打上儒家思想的印记，因为共产主义的历史尚短。然而，共产主义和儒家思想之间的确存在某些重要的延续性。比如，一国应该有一个领导阶层，二者在这一点上惊人地相似。东北亚地区，许多政治用语以及用于价值评判的词语都源自儒家教义แ。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儒家思想在中国骤然升温，并日益赢得民众的推崇。这从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社论就可见一斑。该社论认为，为ฦ了发展市场经济，有必要“法治与德治并举”。
不论以何种文化标准来评价，独具特色的中国家庭实际上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社会角色。正是在家庭中孩子领略了什么叫做权威，因为父母之命——传统上应是父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且绝不能受到挑战。通过家庭生活，孩子开始明白社会等级的重要性，并意识到自己在这个等级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在理解了孝道【中国文化比其他任何文化都更重视孝道】、羞耻感以及对颜面尽失的恐惧后，孩子才懂得自律。在特定的“羞耻感”文化中——而非基督教社会的“赎罪”文化——中国孩子最怕的就是受到侮辱，以及由此造成的丢â脸，于是他们便尽量避免抛头露面。在中国，“家”和“国”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所以，中文里的“国家”有时也写做“家国”，这不无道理。正如黄平所言，在中国，“许多人都认为ฦ国是家的延续”。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代性过程往往以身份认同危机为特征，它们的状况往往因殖民主义แ的侵扰而恶化。这些国家受困于本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分歧，它们常将自身的相对落后与劣等地位联系起来。中国的确曾一度蒙羞，但却从不认为自己是劣等民族：他们非常明白中国文化的含义，并拥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这就是中国特质的魅力。实际上，这种特质的魅力也使得其他色彩浓厚的认同感【比如区域性、阶层、语言】变得相形见绌——这一点可以拿印度作例子。归属感源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它使各民族团结在一起，否则ท整个国家将会被方言、风俗、种族、地理状况、气候、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搞得四分五裂。白鲁恂曾说过：“把中华民族凝聚在一起的是文化、种族、文明等意识，而不是将整个民族归结为ฦ一个国家的身份。”
现在，所有这些考虑都可以被重新放置在一个全新的背景——自1้929~1933๑年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衰退中。放眼全球，贸易和资本流动迅速锐减，失业急速增加。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已经陷入了停滞，并且走向反面。这个过程到底会走多远，目前尚不知晓。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尝试着为其受到威胁的工业提供帮助和补贴。人们对贸易保护的需求不断增加，这尤其表现在美国国会内“购买美国货”的压力上。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出口国【位居德国之后】，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这种贸易保护需求的主要对象。在这样的情形下，商业集团对手之间的贸易战必将爆发无疑ທ。我们生活的世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至少在现阶段，中国经济崛起的全球决定性变量已经发生了深远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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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科技还是高科技？
生产和消费【百万桶天】石油进口国的主要来源【桶天】
由于关税的系统性降低，中国经济的一个突出特征即对外贸易规模庞大，约占gdp的75％，远远超过其他主要经济体，例如在美国、印度、日本和巴西，这个数字只有30％或更少。这促使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意义更为重大，同时也使中国更容易受到เ外部冲击例如全球经济下滑，尤其是美国经济衰退，或西方日益增长的贸易保护主义แ情绪等的影响。
1993年8月，我第一次去毗邻香港的广东省，那个地方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从深圳到广州的道路泥泞不堪，尽管我们身处农村，路上还是充斥ม着各色人等和各种各样的车辆。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幅各时代大融合的最生动画面：妇女牵着牲口、手拿农产品走在街头，农民骑着自行车或驾驶三轮车形色匆匆，城里的富人开着黑色的梅赛德斯和雷克萨斯汽车，隐匿在黑色车窗玻璃里面，公路上还有一连串ธ的面包车、皮卡、货车和微型客车，公路两旁的田à地里，农民们正赶着水牛在小块的稻田里犁地。这个ฐ画面似乎把200年的历史都浓缩到了某一瞬间某一点上。这是一个正处于飞速变化中的国家，人们生活在当下，正在寻找和把握机会，好像这些机会一旦错过就永不再来。我渐渐被这源源不断的精力、创造性和意志力吸引住了。英国工业革命一定与这里的情形有几分相似：投机倒把、混乱不堪和活力四射——完全是一团乱麻。广东确实是一团糟。你目光所及都处于建设之中——似乎每件事物都在经历变化，我们所到之处，随处可见未竣工的公路和正在修建的无数建筑工程，到处都是清理土地的人。广东就像一个巨大的工地。
黄：尽管目前西方带来的影响无比巨เ大，而且有时还附加了一定的侵略性，但我认为ฦ中国不会失去自己的文化特色，因为它毕竟体现了一种厚重的历史积淀。哪怕表面的一些东西发生了变化，其本质却是根深蒂固的。在我们每个中国人心目中ณ，都存在一种强大的核心文化，即便我们的生活方式有所改变，这种文化也不会变。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经常会重现。当前，我们正处于一个茫然的时期，我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我们之所以感到迷茫，主要源于现代性与传统观念之间的潜在冲突。不过，我还是坚信，新东西终将出现，独一无二的中ณ华文明将会继续屹立于神州大地。
这四个例子并非要展示西方化的广泛影响，它们主要体现了西方化令人惊讶的局限性。在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两个ฐ普遍性结论。第一，囿于西方แ化影响的有限性，东亚社会及其现代性仍然具有强烈的个性化色彩，而且扎根并形成于它们的历史和文化中。同时，这些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也不只是简单地甚至主要依靠从西方借鉴经验，而是具备一种变革并实现自身现代化的能力，换句话说，其现代化根源于本土而非舶来品。获得亚洲现代性的第一个国家日本，便是例证。它可能从西方广泛地引进了大量的经验，但是最终结果却完全是极具特色的日本现代性。第二，如果只是原封不动地移植现代性，它是很难取得成功的。人们必须相信，现代性本身就根植于他们中ณ间并且还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所有东亚国家都深受西方或日本抑或两ä者兼有的影响。的确，这些国家【包括日本在内】的现代性都具备一个重要的特征即混合性，它们都是各种各样的本土与外来元素的结合。但是如何划定这种外来影响与本国固有特性之间的界ศ线，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一个社会感觉自己的现代性从本质上讲是被强行附加的，是一个ฐ舶来品，一个移植产物，那么这种现代性一定会被抛弃，其结果只能以失败而告终。而且，当时的殖民者故意压制殖民地人民，防止他们与自己国家的产品竞争，这些肯定都是殖民主ว义时代没有一个殖民地社会能够成功地实现经济腾飞的深层次原因。殖民地的性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这意味着殖民地受异域的殖民者和文化的控制。唯一的例外是白人殖民地，由于它们与殖民者英国人是同一种族，血统相同，所以经常能获得不一样的待遇。
不过，把东亚人对白色的偏爱简单视为ฦ西方影响力的产物，那是错误的。这些国家的人对白色的渴望，有着与生俱来的根源。对于日本人和中ณ国人来说，长期以来，洁白都承载着强大的等级内涵。如果你的肤色很黑，那意味着你只是个务农者，处于社ุ会的下层：这种偏见深深植根于两国的国民心里，并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而日益加深，人们普遍认为，白皙的皮肤象征着城市生活和富足，而深色的皮肤代表着农村生活和贫穷。国家与国家之间、同一个国家内部ຖ的不同民族之间，以及同一个ฐ民族内部的不同派系之间的差异性，都可以通过不同的肤色来界定和强化。自明治维新以后，肤色成为日本人辨认他们自身与中国和韩国等邻国人的标志。更为普遍的是，这种颜色等级还重现于肤色较浅的东北亚地区和肤色较深的东南亚地区之间的关系中，其中东南亚地区按照肤色又可划分为海外华人、土著人口和海ร外印度人。西方模特的影响力，恰恰在于它可以与历史悠久的固有肤色观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我们将在第7章中深入探讨这一主题。
19๗49年迎来了一个全新的着装时代，人们喜欢穿中山装ณ。中山装的特征是高领短款上衣，与旗袍一样，它也是综合了日本、德国和苏联军事因素所形成的另一种“混血儿”服饰。国家并没有颁布关于服装的法令，但是这种全新的风格，清晰地反映出平等主义原则，同时也折射出当时中国的贫穷。直到197๕8年以后，中国的着装才逐渐开始发生变化并发展成现在的样子，如今，西式服装ณ在中国的各大城市随处可见，成为中国的主流着装形式。中山装也较为少见，为西式服装所取代。唯一留存下来的中国传统服装是短上衣【夹克】，直到现在仍然十分流行，尤其受老人喜爱。延续古老的传统，中ณ国妇女普遍习惯穿裤子，相比之ใ下，其数量远远超出喜好裤子的西方妇女。在中国，人们从来没有赋予裤子男ç性含义แ，但是在西方，却曾经有过类似的隐义แ。除此之外，关于中国传统着装的资料非常少见，无论男式服装ณ还是女式服装，也无论它们是以传统还是现代的方แ式表现出来。“旗袍”是唯一的例外，多年之后服务员和酒店工作人员等重新流行穿着旗袍。
文化的决定性影响
亚洲新兴国家的人们不久前还在田间务农的事实，意味着过去已经在目前的生活里刻下了深深的印记，传统遗产仍然是当今追求现代性时代的一股极具生命力的力量。让我们从更加人性化的角度来分析这个ฐ观点。在韩国和中国台湾，绝大多数祖父祖母辈的民众——他们中几乎一半的人超过50่岁，4๒0多岁的也不少——大半辈子都在田间耕作。在中国，农村人口仍占50%ื，农村印记更为深刻：不仅绝大多数的祖父母将生命献给了黄土地，而且40岁的人大都在务农。正如人们所料想的那样，这种现状对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แ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近34๒的台北居民认为自己是移民：每当邻近中ณ国的农历新า年，火车票必须提前数周预定，台湾中ณ山高速公路会持续堵塞数小时，因为大量的台北居民???要回南方过节。类似的现象在东亚较为常见。上海ร是一个拥有200่0万常住人口的大都市，另外每天还有进进出出寻找工作的300多万流动人口，其中就包括那些在街边摆摊卖水果和蔬菜的农民。上海ร与本地区的其他许多城市一样，背负着历史活在当下，现代性中ณ融合着传统，这与欧洲城市的经历很相似。所不同的是，东亚国家的变化如此之快，以致其今昔差别与19世纪的欧洲城市相比，更为明显和突出。
经济腾飞
由此可以得出中国人和欧洲人态度上的根本差别：在中国人视统一高于一切的时候，欧洲人更相信民族国家而非欧洲范围内的主权——尽管成立了欧盟。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的兴起，导致古老帝国的分裂和众多新า型国家的建立，而中国并未发生类似的事情，甚至连丝毫可能发生的迹象都找不到，这些事实都体现出中国渴望统一的内在动力。中国能够致力于统一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国家和人民把统一作为优先考虑的根本事项；期望国家在确保统一的过程中ณ发挥核心作用；中国人强烈的身份认同感为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这并不是说中国的统一就是理所当然的：历史上大约一半的时间，它都处于不同程度的分裂ฐ状态。考虑到中国的幅员辽阔以及远远多于欧洲国家的多样性特征，我们不用对此大惊小怪。由于高度重视国家的统一，所以中国大体上逃脱了几百年来笼罩欧洲历史的内部战争，但是在四分五裂的时期，它往往要付出战争和饥荒的惨痛代价，尤其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中国处于长期的分裂状态中ณ。国家频繁地出现分裂，加上由此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有助于增强中国人对统一的向往，统一的传统来自春秋时期的孔子，由于生活的年代正值中华大地饱经战乱之时，孔子深深意识到和谐的重要性。
辉煌ä的世纪
美国的崛起
欧洲的另一个独特特征，就是一连串ธ的欧洲内战。也许这种现象可部分地归结于外部威胁的相对缺少，它意味着主要的断层线发生在欧洲内部，而不是发生在欧洲与外部【包括殖民地社会】之ใ间。这些内战最初是由宗教冲突导致的，发端于1054年东部ຖ基督教与西部基督教之间的斗争，1้517年后，由于天主教与基督教之间划清了界限，使整个欧洲以南北轴线为中线分裂开来。持久的宗教冲突，使得神学和后来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认识转变成强烈的理论学说。这种特征在欧洲最为显著，例如，几乎每一个重大的“主义แ”：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共和主义、君主主义、新教主义、法西斯ั主义，都最先源于欧洲。
认为1800年欧洲轻松地领先于中国和日本的观点，日益受到历史学家们的质疑。杉原薰【kaorusugiharaທ】提出，1้600年后的东亚并没有走向衰落，相反在后来300年的时间里，还出现了劳动密集型、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增长，被称做“东亚奇迹”——他称之为“勤劳革命”，这种经济成就完全可以与后来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欧洲奇迹”相媲美。他指出，18๖68年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农业表现出很强的创น新能力，农作物的重大改良和生产力的大幅提高，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了支持。正如亚当·斯ั密所说的，18世纪晚期，中国的市场显然比欧洲的更加先进和成熟。例如，中国粮食产量中ณ被远距离运输到市场上的比例远高于欧洲。中国市场在早期之所以能获得发展，一个关键原因在于土地可以贸易。中世纪的欧洲，农奴都被束缚在土地上，既不能离开也不能任意处置土地；而中国农民只要拥有足够的资金，就能ม够自由á合法地买卖土地及其农作物。
中东和北非820【5๓%】东亚和澳大拉西亚1220【8๖%】
在此，我们非常有必要对如中国一样的陆地型扩张和英法等欧洲国家的海洋型扩张进行区分。欧洲殖民政策的影响力并没有中国那么大，它只是在澳大利亚和北美等地设置殖民点，还不能起到同化民族和文化的作用。另外，这种政策也只是在遥远的地方推行，所以对宗主国来说感受还是较为陌生。海洋扩张政策与中国所采取方式有着很大的不同，后者运用的是陆地扩张模式，它不但具有空间距离近的特点，而且还能对扩张地域施加上千年的影响。鉴于中国幅员辽阔，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它仍是一个帝国。
从天下大同到民族国家
在19世纪与欧洲发生冲突以前，中国的自我认知与民族国家标准仍有很大的出入。它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中ณ央之国和“天下”。其他国家与中国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中国都不需要一个名字，它就是“中央之国”。中国纯粹是文明的光辉造就的一片土地，而不是像以色列或美国那样因上帝的青睐而生。理解
“中央之国”这一概念的最好方法就是查阅这个时期的地图：地图呈同心圆的状
态，而北京就是同心圆的中心，其核心成员是中国北方人。同心圆不断ษ地向外扩散，首先是汉族人，其次是近处的野蛮人，再次是远方的野蛮人、朝贡国。最外面就是一大片尚未开化的黑暗之地，即遥远的岛屿和大洲【见图7–1】。
图7–1古代中国的世界观
“五服”说最早ຉ见于公元前6世纪的《尚书·禹贡》，以五百里为一区划，由近及远分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五服”图是矩形的，印证了古代“天圆地方”的说法。
总之，中华帝国完全将自己置于全球秩序的中心。“中央之ใ国”观念并不像民族国家那ว样拥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它把中国看做一个不断向外延伸的世界，这个世界由被野蛮人环绕的单一“文明”组成，野蛮人距离中ณ心的远近则由其文化受汉文化影响的程度决定，越是远离华夏文明其作用就越小。作为“天下”，中华帝国拥有非常强大的权力，它位居世界之首，享有非同一般的地位。华夏文明是一个高层次的文明，它建立在价值观、道德和儒家思想之上，历朝历代深受其熏陶。“中央之国”观念的核心思想是大同，这也是中华帝国向外扩张的理论依据。
与民族国家不同的是，中华帝ຓ国并没有明确的疆ຆ界，它是一个模糊的区域。
随着这些扩大的区域远离华夏文明，其受汉文化影响的程度也在逐渐减少。因
此，世界的中心——中国并不需要名字，而“中央之国”的地位也毋庸置疑ທ。中国扩张的模式是一个征服加同化的过程，其意识形态合理性来自“提高野蛮国家的文明程度”。华夏文明对它周围的地区处于绝对支配地位：日本和朝鲜半岛使用的文字就是汉字演变而来的，并在治国方แ略和道德准则ท上广泛吸收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越南的汉化程度较高，它在许多世纪内都在激烈抗争；最后，经历了长期的汉化之后，才有了今天的中国。在这个过程之中ณ，武力当然是不可或缺的，但我们也不能否认中国式思维和行事方แ式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