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9–1非洲国家向中国出口的商品，以至于它好像就发生在昨天，相比之下，德国人倒是为他们在“二战”中的行为表示了深深的忏悔。日本确实也道歉了，不过只是向美国和欧洲国家，日本曾经犯下的野蛮罪行，尤其是中国和朝鲜表示过歉意。而从来没有向其亚洲邻国，但即使是在致歉时，它也只是选择了最老套的外交辞令。
事实上，中国大陆的统一愿望曾遭受到最出人意料é的打击，那ว就是支持台独的民进党在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中胜出，击败了至少原则上主张“一个ฐ中国”的国民党。自从陈水扁20่00年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台湾一直实行的是“去中国化”的政策，民族主义思想日益巩固。但与此自相矛盾的是，正是在这个时期，台湾与中国大陆在经济上的依存度不降反升。虽然陈水扁及其前任李登辉都曾在一定时期内对此予以否认，但台湾与大陆的经济关系仍然在迅速发展。到了200่3年，台湾排名前100่0位的公司有一半已经在大陆投资，这其中就包括台湾地区所有的计算机生产商，它们通常在大陆设立制造厂。
支持率良好
张蕴岭是中国新战略的设计师之一，他与唐世平都将中ณ国的目标描述成“通过成为地区内国家的市场和投资、技术提供者，逐渐成为地区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也就是说，在未来不到10年的时间里，中国事实上将成为对本地区所有国家来说最为ฦ重要的市场【见图8–1】。因此，中国也将以各种方式展示其日益强大的影响力。对东盟各国来说，中国市场如今已经是日本市场的3๑倍。所以说，任何国家都无法忽视中国市场以及中国本身，即使日本也不例外，因为日中贸易额在近期已经超过了日美贸易额。截至20่00年，中国从东盟各国的进口额以每年30%~40่%的速度增长。举ะ例来说，2001年，对中国的出口分别占新า加坡和韩国对外出口的13๑2%和185%，而在1993年分别仅为2๐5%和6%；2๐000年，澳大利ำ亚对华出口占其对外出口的9๗2%，而在199๗4年这一数字仅为6%。而且随着中国的发展速度持续走高，这种贸易发展势头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在东南亚地区，很多人都担心，中ณ国从东盟国家进口的绝大部分都是原材料é。虽然原材料进口确实占了很大比例，但中国进口最多的还是各类半成品。因为许多国外大型跨国公司【例如美国、欧洲、日本以及韩国公司】如今都将总装线设在了中ณ国，然后再将最后的制成品出口到最终目的地。于是，在这个以中国为中ณ心的复杂的分工体系中，像马来西亚和泰国这样的国家也还是占有重要一席。
实际上，这种观点是对中国的蔑视，它把中国看做一个真空管，需要不断ษ地把西方的思想和技术灌输到里面。诚然，中国的确有很多地方แ要向西方学习，但它的转型主要依据历史经验和传统智慧，而非借鉴西方แ。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香港和台湾企业家的投资；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一情况就迅速发生了逆转，中国大陆成为影响力、权力和财富的中心。2๐0世纪80年代，香港、台湾和海外华人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大陆；现在，事态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影响力中ณ心不再停留แ在中国大陆的边缘，而是聚拢在中国。
为ฦ了支持北京奥运会，海外华人在全球各大城市中举行的活动声势如此浩大，表明他们对所在国家和中国政府都是一股巨大的政治力量。当然此类现象并非新า生事物，也不是仅存在于中国的特殊情况：流浪他国的人们长期在支持祖国的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中影响最深远的莫过于犹太人对以色列的支持。但是华人相对于其他侨民又有着几个特殊的地方：他们广布全球，数量庞大，从非洲到เ欧洲、从东亚到美国，我们都可以看到海外华人熟悉的身影；由于受到特定历史和文化因素的影响，海ร外华人拥有强烈的“中央之国”的身份认同；中国已成为世界大国，并希望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随着中ณ国实力的增强及其全球利益的扩大，海外华人的数量将大幅增加。伴随着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海外华人华侨的声望也会随着中国地位的提升而不断提高，并进一步增强他们对中国的凝聚力。
虽然在东亚地区人们可能并没有认识到เ种族主义问题，但现实中的确存在着这种情况。特别是在东北亚地区，人们非常注重用种族来界定彼此的身份。19世纪末叶，中国和日本都曾使用过许多词语来表示相互间的区别。在汉语中，存在“族”、“种”、“族类”、“民族”、“种族”、“人种”等表达方แ式。而在日语中，也有jinshu、shuzoku和minzoku等说法。即使在种族构成相对复杂的东南亚地区，种族身份也十分重要。总而言之，种族身份归属常常在东亚地区国家身份认同中处于核心地位。
了。中国与其他人口大国一样，从不缺
由于历史上美国曾通过持续的对外征服来扩大版图，而且作为ฦ一个移民国
需要强调的是，在中国，任何民主政治制度都必定会体现中国人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传统价值观和信仰。换句话说，民主中ณ国将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儒家文化特点。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ะ。比如，在中国，政府和官员就像是一株植物的枝节，其他社会构成都是附着其上的枝叶；家庭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家族拥有核心的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政府在提供社会福利ำ方面的某些责任；人际关系在中国极为ฦ重要；儒家思想更倾向于通过调解而非诉讼来解决争端，
历史上中国曾频频๗出现混乱和不稳定的局面，且无不例外地都导致生灵涂炭，包括战争导致的直接死亡，以及随后饥荒和疾病导致的间接死亡。据估算，1้3๑世纪蒙古人推翻宋朝，当时中国损失了大约1้3的人口【约3500่万人死亡】；17世纪满族人入关时，当时中国损失了近1้6的人口【约2500万人死亡】；19世纪上半叶的农民起义【包括太平天国运动】，使当时的人口骤减5๓000万；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但随后动荡和内战不断，只是从2๐0่世纪20年代末期到日本侵华这段时间内出现了短暂的相对平静；侵华日军投降后，接踵而至的又是解放战争，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有了这一系列ต的历史事件作铺垫，再来看中ณ国人对分裂、不稳定以及社会动荡万分恐惧，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在欧洲，类似中国人这样对和平稳定的渴望最近一次出现则ท是在1945年之ใ后。当时“二战”刚结束，整个欧洲大陆都渴求欧洲国家间不要再发生任何战争。虽然在欧洲是多个国家共同期望和平，而中国则希望一统天下、实现和平稳定，但将二者作比较也还算恰当。中国以流血牺牲的方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某种程度上说，也许就是为ฦ了让各民族团结在同一个国家的领导之下。
要治理像中国这样庞大的国家，仅靠中央政府来集中ณ发号施令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各省就必然享有极大的自治权。于是，国家治理就成了中央和各省之间复杂的权力平衡。当然，最终权力还是集中ณ在中央，这一点大家都认同，但这同时也常常意味着地方แ对中央只不过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罢了。有些省市虽然表态要严格贯彻中央的政策，但在实践中却把这些政策抛在了一边，而中??政府对此有时也无能为力。因此，尽管中ณ国有着中央集权式的政府结构，但其实际运作方式却更像联邦制，比如某些经济政策的实施方แ面就是这样。
几十年来，香港逐渐爬升到价值链的高端，其居民生活水平也得到大幅提高。而现在的广东，也面临着同样的转型。当地居民的期望在不断提高，拥有的机会也日益增多，务工人员开始从较低的岗位上得到提拔。同时，随着中国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没有一技之长的工人【包括农民工】的就业保障问题日益担忧。这些工ื人一度缺乏法律保障，工会的权力受到种种束缚，难以发挥作用。经过几年的讨论，中国终于在2008๖年颁แ布了新的劳动法。但许多企业主却强烈反对这部法律，认为此举ะ会削弱他们的竞争力并且会使其面临破产的困境。
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还处于大规模削弱国有企业【其中很多企业生产效率低下且负债累累】地位的边缘，并仿效其他国家的模式实行市场经济。而10年以后，一派相当不同的景象开始显现。确实，中国国有企业的数量已经从20่世纪90年代中ณ期的120000่家减少为2004๒年的31้750家，大多数企业经历了重组，许多职工下岗。但是，中ณ国没有实行彻底的市场化，而试图提高重点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竞争力。所以，中国规模最大的150家国有企业再也不是跛脚๐鸭，相反赚取了大量的利润，据统计，2007年它们的总利润为15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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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中国和前苏联经济发展对比
改革的进程始于1978年，当时在东南沿海设立了一些经济特区。最引人瞩目的是广东省的部分举措：抛弃传统的农村公社，农民获得了土地的长期使用权，鼓励农产品进入市场。改革遵循循序渐进的、局部的和实验的方法。如果这些方แ法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就会被推广到其他地区，如果失败了，就会直接被否定。这种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与“文革”时代和毛泽东时期更为普遍的意识形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邓小平借鉴精炼传统的话语和儒家思想，提出：实事求是、实践出真知和摸着石头过河。新的经济方法在党和政府内掀起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有必要进行从上到下的大规模人事变动。1978年，邓小平宣布：“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随后媒体发表评论说：
同样的情形适用于整个东亚地区。1980年，很少有人知道或用心关注本地区内的其他国家，全球所有的眼睛都盯着那个众人向往的地方——美国。在信息、音乐่、政治、雄心、教育、电影、志向和心愿等方แ面，自东向西的追捧如洪水般势不可当。大多数东亚人对发生在纽约、华盛顿和伦敦的一切，远比对东京、首尔、北京和吉隆坡所发生的了解得多。东亚国家仍然非常密切地关注来自美国的消息——当然，这是与美国对东亚国家的一无所知相比所得出的结论，但是情况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詹宏志很贴切地描述了这种心态的变化：
王：我们的文明正在步入一个关键时期。20世纪，我们主ว要使用西方的思维来发展自己的社会和文化。这并不是很好。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自己的方แ法论，来发展我们的国家和文化。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东西，而不是照搬外国思想。这是我们20世纪已经主ว要在做的事情。但是我相信，在2๐1世纪，中ณ国人将能够创造出自己的知识体系。
中国不仅是东亚地区的语言中ณ心，同时也是饮食中心，拥有世界上最让人称道的饮食文化，其历史源远流长，可能比任何其他类似的饮食文化都要长久。像其他所有的饮食文化那样，中国烹饪有着天然优势，中国地大物博，而有些食材在其他国家是不常见的，所以特殊配料的使用让中国食物具备一些独特的本地特点。鉴于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中餐共有的特点中也蕴涵着巨เ大的地区差异，这一点不足为奇。事实上，比起单一的中国饮食传统，在此谈论中国菜系可能更为合适。人们普遍认为ฦ中ณ国有四大菜系，即鲁、川、苏、粤四大菜系；也有人认为存在八大菜系，即在前述四个ฐ的基础上再加上闽、浙、湘、徽；还有人甚至可以数出十大菜系，也就是除了上述八大菜系，还可以加上北京和上海。从很早开始，中国菜肴就注意吸收外国的食物，如史前时期从西亚地区传入的小麦、绵羊和山羊，5世纪从印度尼西亚传入的香料，以及17世纪初叶从北美传入的玉米和甘薯，这些都有助于中国饮食传统的形成和发展。一般而言，中餐包括饭【谷类以及其他淀粉食物】和菜【蔬菜以及肉类】。均衡膳食，既要有饭又要有菜。
上述讨论引出了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首先，东亚社会的形成，到底受到了西方现代性何种程度的影响？其次，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正变得更加西方化还是更少西方化，抑或甚至是两者相互矛盾的交织？这些问题很难回答。在任何一个特定的社会中ณ，它们都是变化莫测、无法捉摸的。正如人们所料想的，历史关系很多问题——尤其是一个ฐ国家是否被殖民化，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殖民化是从什么เ时候开始的，持续了多久。比如菲律宾，15๓42年首次遭受西班牙的殖民统治，1899年又被美国占领，直到1946๔年才获得独立；还有中国香港，在184๒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英国占领，一直到1้997年才回归中国；而日本却设法逃避了被殖民统治的厄运。
对于英国来说，这种转变几乎耗去两个世纪的最佳时机，而对于早期的亚洲新兴国家来说，只花费了不到40年的时间。为了应对这种变化，无论是站在个人的角度，还是站在有别于欧洲和北美经历的社会的角度，两者都需要一种良好的心理素质和思维方法。一位台湾知名网络企业家兼作家詹宏志意味深长地说道：“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我们不得不屡次改变我们的价值体系。”结果也不足为奇，它培养出一种不同寻常的实用主义和灵活性，否则将无法应付如此快速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