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成为全球通用语言。把它作为第二语言，这一势头也愈发明显。有越来越多令人信服的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日本、韩国、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还有很多，在此就不逐一列举了——的人们愿意学习汉语。此外，远多于与英语的共同之ใ处，与其发源语汉语之间的共同点，东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再过50年，中文很有可能会取代或者至少与英语分庭抗礼，成为该地区的交流性语言。如果这一设想能ม够实现，那么在中国现代史上，将首次出现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语言同时也成为其他国家首选的第二语言的情形。那么，就语言问题来说，认为东亚会服从于日益西方化的单向过程，将是非常错误的。古老的欧洲帝国语言，除了英语以外，现在都只剩ທ下一点点边缘性的意义。该地区的主ว要语言，在它们自己的国度里，仍然具有非凡的影响力。英语拥有而且正在大大增强其作为占主ว导地位的第二语言的位置，但是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一地位无限期保持下去的可能性，尤其是考虑到美国正在衰落而中国正在崛起的事实，以及这一现象对普及汉语的影响。
“传统的特点是回顾过去，这与只回顾历史而不展望未来的现代性没有区别……然而，从现代性视角来看，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都不是孤立的，都与‘现在’紧密相连。”
后来者不可能闯入先进国家俱乐部的神话已经被打破。相反，亚洲新兴国家的经历证明，后来者也能享有重要优势：它们可以学习他人的经验，借鉴和运用现有的技术，推陈出新，赶超发达国家。同时，这种奇迹并不仅限于经济领ๆ域。实际上，亚洲新兴国家也创น造出一种新型的政治治理模式，即发展中国家的政权合法性和民众支持率，不仅基于民主ว选举，还基于国家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能力。另外，它们的经济发展模式都比较本土化，对新自由主义或华盛顿共识——这种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就占据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体系直到เ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才崩溃——的吸纳非常少。然而，亚洲新兴国家的崛起，反映出某种更为根本的东西。到目前为止，除了日本，现代性一直都为西方国家垄断。但是这种垄断地位现在已๐经被决然地打破。20世纪50~6๔0年代，在美国学术界极具影响力的现代性理论【卡尔·马克思持有类似的观点】认为，发展中ณ国家将逐渐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现在，我们可以通过东亚国家的发展历程来检验这个命题。
共产党是新执政制度的核心力量。它在许多方แ面都表现出一种高度有效的管理机制ๆ，当然，这都是相对于晚清政府和国民党来说的。在此，有个关键人物，即毛泽东。作为革命的设计师和新า中ณ国的创始人，他在赢得民心和新政权合法性等方面发挥了主ว要作用，即使到เ今天，他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崇拜的人物。1949年之前，中国共产党的主ว要支持者是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群众，国民党的势力则主要集中在城市。这与布尔什维克完全不同，后者的支持者主要集中在城市，农村势力较为薄弱。新政权所表现出的根本实力和应变能ม力，主要体现在毛泽东去世后共产党进行自我革新和修正“文革”所导致的灾难方แ面。尽管“大跃进”和“文革”给整个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地重建了在国民心目中的合法性，随后???着手进行了一项独特而成功的经济政策，引导中ณ国走上了经济快速、持续发展的道路，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改良者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现代化进程逐步变得与西方国家密切相关，而当时，西方แ国家正在对中ณ国实施殖民统治，整个ฐ国家蒙受了百般羞辱，所以，这帮改革者被统治者视为ฦ受到西方蛊惑，更为ฦ糟糕的是，他们被当做国家的叛徒。结果，中国人民对西方国家发出来的越来越多的敌意和不满，一并反映在反对改良运动的进程上。中国拥有单一的和高度集中ณ的政府体系的事实，也阻碍和扼杀了推动本身就摇摇欲坠的改良运动的发展，相比之下，日本的权力更加分散。在儒家思想统治下，这个ฐ问题是混合存在的，使得其他思维方式很难享有一席之地。直到1้9๗00年前后，改良的想法才被实际纳入了儒家思想的框架内，并受到广泛的争辩——坚持区分中ณ国“本质”和西方“方法”【另一种说法即张之洞的名句，“中ณ学为体，西学为用”】。在那之ใ后，其他思维方式才开始占据一席之ใ位，包括各个派别之间的社会主ว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这个过程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并最终在1911้年的革命中达到顶峰。尽管在此期间，儒家思想的地位开始下滑，但是它并未消亡。人们也不应该认为ฦ它与变革无法协调。不过，它确实迫切需要像早期与佛教和道教所发生的那样，同其他的思想相互融合以重获新生。
随着劳动力价格的下降、利润率的下滑以及市场处于停滞的状态，人们没有足够的动力投资于能ม够大量节省劳动力的机械，相反只能鼓励节约资源和固定投资。在这样的背景下，从技术飞跃到标志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工厂制度，几乎没有什么เ理由。正如伊懋可所说的：
china当中ณ国统治世界
城市人口——工业化程度的一个主要衡量主要——在1900่年亚洲和北美的英法殖民地中，仍然维持在总人口的10%左右，这与19๗世纪的前殖民地时期几乎没有什么不同，那时人们的生活水平甚至比1้90่0年还要高。印度——英国最重要的殖民地【1้8世纪中叶处于东印度公司的殖民统治之下，1857๕年被英国正式吞并】，17๕00年的人均gdp为5๓50美元，1820่年下降为5๓33美元，1870年仍然是533美元，这说明印度1870่年的人均gdp低于17๕00年，甚至还不如1600年的水平，虽然后来在1้914年上升至67๕3美元，但是到1950่年又回落到6๔19美元。在长达250年的时期内，印度大部分地区都受到เ英国某种形式的统治，但是印度的人均gdp仅仅增长了55%。而印度独立之后，人均gdp在19๗73年上升到เ了853๑美元，到เ2001年的时候，更是一路飙升到เ1957美元，这与独立前的水平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
1800年，欧洲已经积累็了丰ถ富的文化资产，例如法律法规和议会政府的建立，但这些都不是经济突破的关键，它们应该被视为欧洲现代性的特征而非其先决条件。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拥有个性的其他文化不能在现代性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毕竟自1้960年以来，其他文化实现现代性的情形时有发生。克里斯托弗·贝利得出一个结论：“从经济??长的角度来看，如果说180่0年以前欧洲和中国的区别ี只在于欧洲国家大量使用煤ศ炭，以及存在一个广阔的通往欧洲的美国腹地，那么欧洲内在的政治文化优势，看上去将要被抛弃了。”
对于现代性来说，其决定性时刻仍然是经济腾飞和工业化的来临。在这一时刻，新า的思维方式——定位于变化和不确定性，认为未来将不同于过去，从影响小部分精英扩展到改变全人类的心态。经济活动的重心从田地转移到工厂，人类居住的中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人类生活的各方面都逐步发生了转变：生活标准、家庭结构、工作条件、知识技能、自组织、政治倾向、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时间观念以及对人类存在的看法。如同现代性本身，工业革命作为现代性的主要驱动力，引发了一场经久ื不衰的经济变革。
这种情形，与人们在200่1年时的想法大相径庭。“9๗·11”事件之ใ后，美国不仅认为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且还尝试在全球扮演一种能ม反映其全球影响力的新角色。为ฦ了开创น新美国世纪，切尼、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等人于1้997年成立了新保守主ว义的智囊团，他们通过了一项原则声明，表达了有别于以往的信条，为布什政府奠定了基础：
谁也无法确定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定会成功，虽然我个人认为中国一定会取得成功。我非常赞赏这些年轻人话语中表现出来的坦率和谦逊。坦率和谦逊的态度也可以看做衡量中ณ国政府能否恰当地应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的标尺。作为一个全球大国，这种谦逊的态度对中国是非常重要的——将来也会是这样，事实上，它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不过，所有美国快餐店加在一起，也只占这些国家中ณ所有饭馆和餐厅的很小一部分。它们可能会吸引众人的目光，但是却没有大大改变东亚地区人们的饮食习惯。绝大多数国民，还是继续消费本土食物。在北京或重庆，中ณ式食物几乎是所有人午餐或晚餐的必备品，日本的情况也是如此。西式快餐——包括所有快餐中ณ最流行的三明治，都处于大众饮食习惯的边缘。西式餐厅不会稳占快餐的垄断地位。相反，中国和日本的快餐店——那些为西方แ人所熟ງ悉的面馆和寿司店，倒是随处可见，林立于大街小巷。
张光直在他的开创性研究著作《中华文明中ณ的饮食》一书中写道：“在理解人类文化的时候，饮食的重要性恰好在于其无限的可变性，可变性对于物种生存不是必不可少的。”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往往吃不同的食物；哪怕同处一种文化，人们所吃的东西也经常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此外，人们对养育他们长大成人的食物显示出极大的依赖性，他们对这些食物倍感亲切，极为ฦ熟悉。人们的本能也体现在饮食上：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食堂里，我印象最深刻的便是中国学生吃中餐、印度学生吃印度餐、马来西亚学生吃马来餐的情形，大家各自坚守自己的饮食习惯，在这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共同语言。西方国家也同样如此：我们可能偶尔喜欢印度、中ณ国或墨西哥的食物，但是我们一日三餐主ว要还是吃西式食物，这是铁ກ定的规律。
中国不仅是东亚地区的语言中心，同时也是饮食中心，拥有世界ศ上最让人称道的饮食文化，其历史源远流长，可能比任何其他类似的饮食文化都要长久。像其他所有的饮食文化那样，中国烹饪有着天然优势，中国地大物博，而有些食材在其他国家是不常见的，所以特殊配料的使用让中国食物具备一些独特的本地特点。鉴于中ณ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中ณ餐共有的特点中也蕴涵着巨大的地区差异，这一点不足为奇。事实上，比起单一的中国饮食传统，在此谈论中ณ国菜系可能更为合适。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有四大菜系，即鲁、川、苏、粤四大菜系；也有人认为ฦ存在八大菜系，即在前述四个的基础上再加上闽、浙、湘、徽；还有人甚至可以数出十大菜系，也就是除了上述八大菜系，还可以加上北京和上海。从很早开始，中ณ国菜肴就注意吸收外国的食物，如史前时期从西亚地区传入的小麦、绵羊和山羊，5世纪从印度尼西亚传入的香料，以及1้7世纪初叶从北美传入的玉米和甘薯，这些都有助于中国饮食传统的形成和发展。一般而言，中ณ餐包括饭【谷类以及其他淀ຖ粉食物】和菜【蔬菜以及肉类】。均衡膳食，既要有饭又要有菜。
中国饮食的特点是灵活性和适应性，中国人积累็的大量关于野生植物的认识可以反映出这一点，遇上粮食歉收和饥荒的时候，人们为了生存，便会找寻各种可以食用的东西。许多奇怪和特殊的材料，例如木耳、百合以及鱼翅等精美的食物，都是这样被发现的，后来成为中ณ国饮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华烹饪还很擅长保存食物，这是北方แ人在饥荒时期和严冬里寻求生存的又一个结果。中ณ国人对待食物的态度，与健康饮食的重要性息息相关，其根本原则建立在阴阳有别的基础之ใ上，堪称中ณ华文化的一大特色。最后，很少有文化能像中华文化那样，以饮食为根本。中国人，无论富有还是贫穷，对饮食都极为精心，这一点甚至超过了法国人。几千年来，饮食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御厨的重要性，在《周礼》记载的人名册中得到了充分证明，据记载，近40่00人负责周王的饮食起居，其中22๐71้人负责周王饮食。在英语中，标准的问候语是“你好吗”，而在中国，人们见面经常问“你吃了吗”，张光直认为，“中国在饮食方แ面显示出的创น造性，可能源于一个简单的理由，即饮食对于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特质是无比重要的”。而谢和耐则认为，“毫无疑问，中ณ国在饮食方面所显示ิ出来的创造力，比其他任何一种文明都要巨大”。
东亚国家的语言在本地区仍然占据主ว导地位，但是在东亚地区之外却难成主流，这与饮食的情况大不一样。贫穷的移民带着中国食物一路漂洋过海——例如在移民定居的早期，中餐馆一直是华人移民的支柱产业，任何一条唐人街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欧洲食物对东亚饮食的影响不大，但是由于殖民主义แ的发展，过去40年中从东亚迁移到西方แ的移民却对西方国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中国、日本、越南、泰国、韩国和马来西亚的餐馆——印度的当然就更不用说了——已经遍布西方国家的主要中心城市。在过去的25年中，日本食品受到เ美国西海ร岸人民的极大欢迎，从而创น造出加州卷等新型日美混合美食。
总之，东亚饮食并没有西方化，反过来，西方แ饮食亚洲化的说法可能更为恰当。这与移民有很大关系，但同时也由á于东亚地区品种繁多的食材和高超的烹饪技术所致，相比之下，欧洲和北美国家的饮食文化就逊色很多。以世界上最大的殖民统治者英国为例，在诸多当代国家中，该国所拥有的饮食文化，只能用贫乏和俗套来形容。英国烹饪艺术的空白，很大程度上是由外国饮食文化填补的，首先是欧洲，特别是意大利和法国，再次是亚洲，尤其是印度和中国。因而，英国菜肴实质上变成一个ฐ混合物：在饮食方面，英国类似于一个发展中国家，很少拥有自己的特色，而是广泛地吸收外来风味。美国也可以用相同的说法来形容，无论如何，它最初毕竟是作为混血儿来开始自己的独立生活的。全球化时代的一大特点是世界各地的食品风味相互融合，但是混合的程度却不应该被任意夸大。当然，东亚地区的食物基本上还是本土的，与外来风格的融合只处于主流食物以外的边缘位置，不过也有例外，例如马来西亚那样典型的多民族国家，在饮食领域存在诸如中餐、印度餐和马来西亚餐等各种风味食物的共存现象，最终造就出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佳肴。
政治和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