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前40年的劫掠、帝国的覆灭和国民党的失败之后，最后一种选择变成了共产主义者的行动方案，积累了很多施ๅ政经验。无论是晚清帝国，还是孙中山和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都面临着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新中国迅速重申ã中央政。在这种情况下，那就是对政府收入失控。虽然从18世纪以来，财政收支的实权一直保留แ在地方政府的手中ณ，但是中ณ央政府再次收回了财政大权。
共产党是新า执政制度的核心力量。它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一种高度有效的管理机制，当然，这都是相对于晚清政府和国民党来说的。在此，有个关键人物，即毛泽东。作为革命的设计师和新中国的创น始人，他在赢得民心和新า政权合法性等方แ面发挥了主要作用，即使到เ今天，他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崇拜的人物。19๗49年之ใ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支持者是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群众，国民党的势力则主要集中在城市。这与布尔什维克完全不同，后者的支持者主要集中ณ在城市，农村势力较为薄弱。新政权所表现出的根本实力和应变能力，主要体现在毛泽东去世后共产党进行自我革新和修正“文革”所导致的灾难方面。尽管“大跃进”和“文革”给整个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是中ณ国共产党成功地重建了在国民心目中的合法性，随后???着手进行了一项独特而成功的经济政策，引导中国走上了经济快速、持续发展的道路，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high-levelequiliiumtrap】中国资源短缺的问题日益凸显：人们越来越缺乏木材、燃料、衣服、家畜、金属、还有肥沃的良田。整个1้9世纪都存在盲目的森林砍伐行为，在一些地方แ，木材短缺如此严重，以至于人们几乎无柴可烧，只能拿玉米秸秆做燃料。在河南、山东等人口大省，森林覆盖率下降为ฦ土地总面积的2%~6%，而同时期的欧洲国家【例如法国】这一比率高达8๖3%~25๓%。在技术相对停滞的情况下，人口的持续增长给土地和其他资源带来了很大的压力，由于没有资源丰富的海外殖民地，中国不具备能使其渡过日益严峻的资源受限难关的外生手段。
随着劳动力价格的下降、利润率的下滑以及市场处于停滞的状态，人们没有足够的动力投资于能够大量节省劳动力的机械，相反只能鼓励节约资源和固定投资。在这样的背景下，从技术飞跃到标志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工厂制度，几乎没有什么เ理由。正如伊懋可所说的：
作为世界的主导力量，英国试图根据自身的利益塑造全新的全球贸易体系。它主要通过大量出口制造业产品和以最低的价格进口食品和原材料é来获取财富。自由á主义并不只是一个抽象的原则和无私的政策。通过这种方式，英国希望利用自己在制造业方แ面的压倒性优势阻止其他国家建立关税以保护本国新兴产业的行为ฦ。英国倡导的国际自由贸易制度，对除西北欧和北美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都产生了抑制性影响。殖民地世界的工业发展，多是极其缓慢的，或者根本不存在，因为欧洲列强一直都设法先发制人地保护本国生产者，阻止竞争者的出现。“无论殖民者的言论是多少冠冕堂皇”，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m】认为，“殖民地和非正式附庸国，都旨在为ฦ殖民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补充，而不是充当其竞争者。”
城市人口——工业化程度的一个主要衡量主ว要——在1900่年亚洲和北美的英法殖民地中，仍然维持在总人口的10%ื左右，这与19๗世纪的前殖民地时期几乎没有什么เ不同，那时人们的生活水平甚至比1900年还要高。印度——英国最重要的殖民地【1้8๖世纪中叶处于东印度公司的殖民统治之下，1้857年被英国正式吞并】，17๕00年的人均gdp为550่美元，1820年下降为533美元，187๕0年仍然是533美元，这说明印度1870年的人均gdp低于1700年，甚至还不如1600่年的水平，虽然后来在191้4年上升至673๑美元，但是到1950年又回落到619美元。在长达250年的时期内，印度大部ຖ分地区都受到英国某种形式的统治，但是印度的人均gdp仅仅增长了55%。而印度独立之后，人均gdp在1973年上升到了853美元，到2001年的时候，更是一路飙升到1957美元，这与独立前的水平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
戈兰·瑟伯恩【grantherborn】认为，现代性标志着面向未来的新า纪元的到来。克里斯ั托弗·贝利ำ【christopherBayly】则认为，现代性是一个ฐ不断发展、无穷无尽的过程，“从18世纪末叶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如果现代性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还是一个新颖的事物，那么现在它已๐经变成了引人注目的万能故事，横扫了前方的一切障碍，以其“新颖”魔力般地激发大众的想象力，影响遍布从北美到เ欧洲、从中ณ国到日本的诸多地区。现代社会诸多冲突无非都是“激进”与“保守”或“传统主ว义”之间的矛盾，这些冲突的程度凸显了现代性与社会血液的融合度。
对于现代性来说，其决定性时刻仍然是经济腾飞和工ื业化的来临。在这一时刻，新的思维方式——定位于变化和不确定性，认为未来将不同于过去，从影响小部分精英扩展到改变全人类的心态。经济活动的重心从田地转移到工ื厂，人类居住的中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人类生活的各方面都逐步发生了转变：生活标准、家庭结构、工作条件、知识技能、自组织、政治倾向、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时间观念以及对人类存在的看法。如同现代性本身，工业革命作为ฦ现代性的主要驱动力，引发了一场经久不衰的经济变革。
在中国讨论我这本书的英文版时，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很多中ณ国年轻人对我那种认为一个现代化的中国究竟是什么样的预测性判断比较敏感，他们认为中国还面临着很多问题。他们是对的。中国现在仍然是一个面临着众多挑战的发展中国家，她的未来也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国的问题还是很严重的：一半的人口仍旧生活在农村；腐败问题严重；两ä极分化令人堪忧；国内矛盾有时也比较突出等。
谁也无法确定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定会成功，虽然我个人认为中国一定会取得成功。我非常赞赏这些年轻人话语中表现出来的坦率和谦逊。坦率和谦逊的态度也可以看做衡量中ณ国政府能否恰当地应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的标尺。作为一个全球大国，这种谦逊的态度对中国是非常重要的——将来也会是这样，事实上，它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gdp以每年9๗29%的速度迅猛增长。
与欧洲相比，这些亚洲新า兴国家和地区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速度令人震惊。德国的城市人口从1850่年的15%增至1910年的4๒9๗%【该期间大体上恰逢其工业革命】，再到19๗50年的53%。法国的这一比例从1้850年的19๗%增至1910年的38%，到19๗70年时则为68๖%。而英国的城市人口在1้800年时约占总人口的23%，1850年为4๒5%，19๗1้0年为75%。对美国而言，185๓0年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14%，1้91้0年为42๐%，1950年为ฦ57%。如果我们将韩国作为参照物的话【其人口大致与英国和法国相同】，其城市人口在44年的时间里增长了62%，而英国在110多年的时间里只增长了52%，德国在60多年的时间里只增长了34%【其1้00多年的涨幅也仅为38%】，法国在60่多年的时间里只增长了19๗%【其120多年的涨幅为49%】，美国在60多年的时间里只增长了28%【其10่0多年的涨幅为43%】。换言之，在耗时仅为后者23๑的情况下，韩国城市化的速度是德国的两倍多——后者是欧洲国家中速度最快的典范——是法国的三倍，是美国的两倍。
这种从农村到城市，从农耕到เ工厂的转变，体现出现代化进程中ณ最为关键的要素转换。人们原本在古老的黄土地上年复一年、世世代代地劳作，生活平静如水，几乎没有涟漪，工业化如同一颗被扔进水里的石子，从此为人们生活的喧嚣转型揭开了序幕。在工业化的情形下，不确定性代替了可预见性，人们再也看不清未来，更无法在过去的基础上对其做出预ไ测，在这里，人们必须ี向前看，再也不能一味回顾。虽然在19๗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追求现代化作为一种日益增多现象仍只局限于世界少数地区，但是到เ21世纪初叶，这种转变已经在许多东亚国家出现，并且它发生的速度远比欧洲和北美早期的更为迅猛。对于东亚国家的现代性来说，这种变化的相对速度包含两ä个重要寓意，从而将它们与欧洲和北美的现代性区分开来。
1对历史传统的追寻
亚洲新兴国家的人们不久前还在田间务农的事实，意味着过去已经在目前的生活里刻下了深深的印记，传统遗产仍然是当今追求现代性时代的一股极具生命力的力量。让我们从更加人性化的角度来分析这个观点。在韩国和中国台湾，绝大多数祖父祖母辈的民众——他们中几乎一半的人超过50่岁，40多岁的也不少——大半辈子都在田间耕作。在中国，农村人口仍占50%，农村印记更为深刻：不仅绝大多数的祖父母将生命献给了黄土地，而且40岁的人大都在务农。正如人们所料é想的那样，这种现状对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แ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近34的台北居民认为自己是移民：每当邻近中国的农历新年，火车票必须提前数周预定，台湾中ณ山高速公路会持续堵塞数小时，因为大量的台北居民???要回南方过节。类似的现象在东亚较为常见。上海ร是一个拥有2000万常住人口的大都市，另外每天还有进进出出寻找工ื作的300多万流动人口，其中就包括那些在街边摆摊卖水果和蔬菜的农民。上海与本地区的其他许多城市一样，背负着历史活在当下，现代性中ณ融合着传统，这与欧洲城市的经历很相似。所不同的是，东亚国家的变化如此之快，以致其今昔差别与19世纪的欧洲城市相比，更为明显和突出。
迫切追寻过去，也可从人们的态度和信仰中窥见一斑。初一、十五，许多中国人都会烧香祭祖。晚上漫步台北或其他任何一个中国城市的街头，你经常能看到เ人们烧纸祭奠先祖。清明时节，许多人都会返乡，凭吊祖先。与西方相比，中国社会并不十分笃信宗教，但是不少中国人却相当迷信。日常生活中，许多台湾报纸都会在头版的显著位置提醒人们宜忌事项，其依据是阴历。在做重要的事情之前，许多中国人都会去寺庙拜祭和祈求神灵。许多人都会在选房置业时运用风水学，这可能会让最后的结果大不一样。在中国香港，只有请风水先生看过之后，建筑工程才能最终完工。即使是在台湾新竹科学工业园内的极具艺术气息的电脑公司，那些拥有美国博士学位并且已经在硅谷工作多年的员工，也会摆上贡品，烧香拜佛，祈求上苍保佑自己好运。这些例子不能仅仅从刚刚逝去的历史这个角度来解释，毕竟它们也反映了内在的文化差异。无论何种缘由，“前现代”思维方式的继续存在，是许多东亚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
2从现在到未来
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讨论的，现代性包含着未来，与传统所主导的当下正好相反：人们的目光和思想都面向未来，而不是回首过去。但是这种现象的程度有所不同。与欧洲相比，美国的情况更为突出，部分原因在于美国的转型比欧洲要快，部分原因则ท在于美国没有被某种形式的前资本主义传统束缚，不用背负历史的重担前行。但是，比起美国，东亚国家面向未来的步伐更快，不是因为ฦ它不受历史的影响——正好相反，历史的印记很深——而是因为飞快的转型速度已๐经产生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转型体验和预期。不同于欧洲和美国的情形，亚洲国家的特征以一种超现代性的形式表现出来，即嗜好变化、迷恋技术、拥有极大的灵活性和强大的适应能力。
因此，如果缅怀过去是亚洲现代性的一个方面，那么另一方面就是对未来的期望和对变化的强烈向往。这一点不足为ฦ奇。如果经济年增长率保持在10%左ุ右，或者每7年翻一番，那么人们的体验和预期将会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后者的经济年增长率约为2%。这些不仅仅是抽象的宏观数字：假设收入分配是公平合理的，那么这种快速增长意味着大多数社会的生活标准发生了一场革命，即就业模式的巨เ大转变、城市景观的彻底改变、越来越多的消费品加速进入国内市场。而所有这些转变，都是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完成的。这样的增长速度是前所未有的，它改变了家庭等社会单位，给社会结构提供了无数的机会，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对于英国来说，这种转变几乎耗去两个ฐ世纪的最佳时机，而对于早期的亚洲新兴国家来说，只花费了不到40年的时间。为了应对这种变化，无论是站在个人的角度，还是站在有别于欧洲和北美经历的社会的角度，两者都需要一种良好的心理素า质和思维方法。一位台湾知名网络企业家兼作家詹宏志意味深长地说道：“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我们不得不屡次改变我们的价值体系。”结果也不足为奇，它培养出一种不同寻常的实用主义和灵活性，否则将无法应付如此快速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