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中国失去了台湾和东北地区，中国的主权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和制约。
在日益高涨的反西方情绪刺激下，1900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并受到1861~19๗08年享有实权的慈禧太后的暗中支持，英国、日本、法国和美国组成的一支外国联军侵犯。最后，起义แ者对外国传教士及其他西方势力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击，镇压了这次起义，并在紫禁城驻兵一年多。清政府被迫做出更多让步，其中包括新一轮的赔偿。虽然中国没有陷于殖民统治，但实际上它已沦为半殖民地社会，外国军队可以自由进出。其通商口岸类似于小型殖民地，传教士拥有特许权，可以到中国境内任何一个他们想去的地方进行传教和劝诱改宗的活动。外国公司有权在中ณ国建立子公司，不用缴纳任何赋税或关税。中国蒙受了极大的耻辱，变得日益穷困。但是，即使后来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并向南征服了大片土地，中国也从来都没有沦为殖民地，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对于中国1949๗年之后的复苏来说，无疑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遵从乔治三世的命令，第一个英国贸易使团于1้792年9月离开英国前往中国。他们给这个遥远的封建国家带来了许多稀奇古怪的礼物，比如望远镜、钟表、晴雨表、装ณ有弹簧悬挂装置的马车和气枪。贸易使团乘๖坐一艘装有66门火炮的军舰和两艘补给舰来到中国，任务是向大清乾隆皇帝展示本国工业革命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精湛技术。这个700人的使团中包括外交官、商人、军人、科学家、画家、园丁等，不论对国家还是对个人而言，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寻找机会。代表英国政府的东印度公司【实际是英国的海外公司，统治印度直到1858年】，非常希望打开中国市场，但他们之前的努力都付之东流，所以本次使团出访之前进行了精心的长期准备。英国人抵达澳门后，发现葡萄牙早已在这里建立了一块基地，于是又花费4个ฐ月的时间向北航行，与清朝皇帝的代表进行了一番谈判，并左等右等，才见到他们此行最想见的人——乾隆皇帝。
179๗3๑年9月，英国公使马戛尔尼进京拜见乾隆，希望获准在通商口岸广州从事贸易，并愿意上缴关税。但乾隆不为ฦ所动，贸易使团的努力化为泡影。乾隆皇帝没有给马戛尔尼明确的答复，而是向乔治三世发布了一道敕令，称清政府没有必要扩大对外贸易，因为中国地大物博，根本不需要其他国家的东西。乾
从前半个世纪的历史来看，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快速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经济腾飞的过程和条件，主要适用于西欧，实际上，实现经济腾飞的方式和路径多种多样。正如历史学家彼得·珀杜【peterperdue】说的：“工业增长并不一定是在西北欧发现的特殊技能经过几百年的长期积累而形成的结果，通往经济现代化的道路有很多条，英格兰只是遵循了其中ณ的一条。”举ะ个很小的例子，发生在英国乡村的阶级分化的本质，包括农民地位的急剧下降，就没有出现在中ณ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实际上其他很多国家都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
这让我们认识到了欧洲通往现代化过程中更为广泛的政治、文化和知识基础。欧洲文明的根源往往可以追溯到希腊民主、罗马法和犹太教—基督教信仰。实际上，把它们作为欧洲现代性的先决条件和特征，已成为ฦ一种共识。虽然希腊民主的影响力被夸大了——到1้9世纪末，除了一些少数民族，西方国家并没有采纳它——但是希腊文明，尤其是其遗留下来的判断是非的方法、辩论和演讲的传统、独立公民概念、民主思想，都贯穿于从古至今的欧洲历史发展过程，说它们对西方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一点儿都不为ฦ过。还有一个更常见的例子：希腊建筑中的柱式主要有多利克式、爱奥尼克式、到了罗马帝国时期，科林斯柱式成为首选的建筑风格，试图传达出一种永恒的权威，从大英博物馆到最高法院无一例外。与之相类似的，罗马法律的发展——在11世纪和12๐世纪主要体现在天主教中，有助于建立独立的法律体系，这个ฐ法律体系在后来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基督教为欧洲注入了强大的普遍主义意识，不仅塑造了大陆国家的自我认识，也形成了它们对其他文化和种族的看法，在殖民心态和教化使命意识的成型过程中ณ起到เ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认为中国对世界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实在有些过时，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可能也会产生无比深远的影响。中国未来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将可与20่世纪的美国媲美，甚至有可能会超越美国。
这给我们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从长远来看，中国是否会像现在这样接受国际体系，还是会试图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体系？目前我们还无法对此做出任何肯定的回答，因为中ณ国仍处在崛起的早期阶段。自1978年以来，中国逐步成为国际共同体中守规矩的一员，她付出了诸多努力，向西方国家证明自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负责任的大国”。极具影响力的美国国际关系专家约翰·埃肯伯里【johnikenberry】提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二战’后的西方แ秩序是独一无二的。任何一种由一个强国主导的国际秩序，都是恩威แ并用，既有自愿随从也有被迫无奈，但是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却独具特色，比起帝国，它更加注重道德的力量，而且易于被人们理解和接受，其合法性更强，也更持久。其规则和机构体系都扎根于全球范围内民主和资本主义แ的日益强大，后者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前者的完善。随着越来越多的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的加入，它日益膨胀。它可能产生高速的经济增长，也可能发出限制增长的信号，总之，所有这些特征使得进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很容易，推翻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却很难。”
2050่年的世界
对国民经济规模的预测
因此，共产党传统和王朝历史之间存在很强大的连续性。新า中国是中ณ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才能更好地理解它。王赓武的观点相当明确，他认为新共产主义แ国家是“对旧皇朝帝ຓ国的取代”，并且“毛泽东有效地恢复了关于领导人魅力的观念”。国际关系专家赵穗生提出了与此类似但略有不同的论断ษ：
“中国作为一个ฐ民族国家，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ว义为指导建立起来的。然而，与共产主义的普遍原则相比，它与中国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的重创辉煌，与中ณ国未来的现代化更为相关。”
正如我们将在第二部分看到的，中国现代性的轮廓不仅留有共产主义的痕迹，它背负的更多是中ณ国的历史印记。
经济腾飞
中国与西方列强和日本，大约是同一时期踏上工业化道路的，但是中ณ国的工业化进程最后以失败而告终，19世纪的中ณ国为此遭到严重的打击。大约从1860年开始，中ณ国就出现许多工业发展水平与日本相当的显著例子，尤其是上海地区。但是，考虑到中国的辽阔地域，其工业进展又显得太琐碎、太分散。尤为重要的是，中国缺少日本现代化的两个关键要素：强大的现代化政府和可以为工业化提供盈余资金的富足的农业。更糟糕的是，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巨额的赔付条款和面对西方国家及日本提出的各项无理要求时表现出来的无助，几乎让中国元气大伤、濒临破产。西方列强通过划分新的势力范围和获取“租界”，继续剥ຓ削已经伤痕累็累็的中国。随着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数量的急剧ຕ膨胀，外国资本不断流入中ณ国，它们热衷于在这种几乎毫无限制ๆ的背景下去赚取高额利润。1920年，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ger】写道：
“整个中国经济都依赖于上海、香港、青岛、武汉的大型外资银行和一些实力强大的外资公司……海关、盐税的行政管理部ຖ门和邮政服务都由外国人经营，他们攫取所有利ำ润。在神州大地上，西方แ国家和日本的军舰及商船随处可见——遍及港口、海岸和长江流域。除了少许的中国公司……整个现代工业部门【服装ณ厂、烟厂、铁ກ路、水运、水泥厂、肥皂厂、面粉厂，在城镇还有煤ศ气、自来水和电力以及公共交通】，都处于外国公司控制之下。”
中国的人均gdp，1820年为60่0美元，1850่年没有变化，18๖70年甚至跌至530美元，1890年为54๒0美元，1913年为5๓52美元，这些数字生动地说明了中ณ国这一期间所处的困境。1้950年，仅为439美元，是18๖20年的73%，比185๓0年的还要低。这都说明中国经济在过去12๐0年里的灾难性表现，而其中外国势力的侵入和占领是最主要原因。所以，中国现在只要提到1850~19๗49年这100年，就将其称为“屈辱的世纪”——这个说法很能说明问题。日本明治维新后约80多年，也是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一个多世纪之ใ后，中国才刚刚开始走上经济腾飞的道路。
除了恢复国家统一以外，新中国面临ภ的中心任务便是工ื业化。为此，它实施ๅ了大量的土地重新分配和建设大型公社的方案，以收取农业税的方式从中提取农业盈余，然后投资于重工业部门的建设。其经济政策较为特殊，就是避免运用市场的力量，主要依靠国家和中央的统筹规划，这与苏联模式如出一辙。尽管毛泽东的领ๆ导经历了沧桑变迁——尤其是“大跃进”和“文革”——但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中ณ国还是令人惊奇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50~1980่年，其年增长率达到44%，整个国家的gdp翻两ä番，人均gdp翻一番。相比之下，印度较为逊色，同一时期印度的gdp只增加了不到3倍，人均gdp仅增加50%。中国的社会表现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á于重点强调教育优先、扫除文盲、促进平等和改善医疗，其人类发展指数提高了45倍。中国还设法规避了困扰其他许多亚洲国家以及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问题，如人口增长、农村地区的贫穷、巨大的贫富差距、男女不平等、城市居民大量失业、教育和卫生经费薄弱。
共产党第一阶段的执政，彻底扭转了中国的国家命运。这一时期取得的成就，为工业化和现代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20世纪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失败已经困扰中国历史近百年。从1949~19๗78年，新中国成立的第一阶段扭转了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衰败局面，实现了先前的政权无法创造的经济腾飞，而且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中国转型的基础是在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历史证明，19๗49年革命完全不同于19๗11年辛亥革命，它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
第4๒、中国与西方：相互融合，还是相互竞争？
“‘先进’、‘发展’和‘文明’之类的观点将不再是西方国家的代名词。这预示着西方社会将面临一次级别最高的生存危机，其政治后果我们无法预测，但造成的影响肯定无比深远。”
第一次来中国，我们就认为自己对这个国家的现代化了然于胸，而且很自然地会根据经验总结出一般规律。但是，实际上西方人和中国人对当代世界的看法存在着很大的区别，也难怪石约翰会认为“西方แ文明是最狭隘的文明，西方人从不把其他民族的观点放在眼里”。而且，不像其他伟大的文化那ว样，西方人为了留存自己的文化，往往强迫别人放弃原来的观点，排除异己并将之ใ抛于脑后。这种情况最后可能导致自相矛盾，即西方人认为他们对当今世界做出的贡献远远多于其他国家，而这恰恰是说明他们并未理解现实情况的最好例证——
保罗·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