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与众不同的国家——中ณ国
从长远来看，但事实上。
中国最主要的政治问题就是国家统一??迄今为止这仍然是中国政治的主要话题。追根溯源，这并非是在中国成为民族国家之后的短期内形成的，而是植根于中国文化当中。中国人的情感由祖国和文化构成，所以格外珍视统一。中国在历史上饱经分裂和战乱的，正是这一观念决定了中国政府在香港和澳门的回归以及统一台湾问题上的态度——一方面对收回这些领土予以高度重视，另一方面尊重这些地区的人民的生活习惯。如何看待这些领ๆ土的归属，所依据的只是“中ณ国性”这个极为ฦ重要的、已经持续了至少2๐000年的概念。具体来说，就是所有中国人都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中国的全部ຖ领土也是中华文明的一部ຖ
西方文化大约在1850่年开始对中国文化形成挑战，但侧重点完全不同：西方文化主要体现在科学知识方แ面，这在当时明显优于传统的儒家文明，并使后者陷入了巨大的危机之中。鉴于这一情况，有些中国人希望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价值观中寻找平衡点。在1911้~1949๗年超过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重要的文化体制和机构没有留存下来【政体、大学、报社、教堂等】，这就是中国出现僵局的实质所在。西方แ文化的挑战使东方的文明去中心化。最后，在所有的努力失败后，中ณ国人就转向了共产主义。更确切地说，他们转向了毛泽东思想，该思想体系明确反对儒家思想。在毛泽东领导时期，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仍然影响颇深，其影响是隐性的，但却在人们判断事物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为ฦ了分析中国崛起的真正含义，我们不但要了解它的经济发展过程，还要了解它的历史、政治、文化和传统。否则，我们就会陷入盲人摸象的境地，根本无法理解中国崛起的真正含义，只会感到เ惊慌失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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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量证据表明，中国正在稳步攀登科技高峰【见图5–8】。像所有的新า来者那样，它不得不顺ิ其自然，并从中开辟出属于自己的独特道路。为了获得一些新技术的使用权，中国综合运用仿造、购买以及吸引合资企业中的外国
最重要的是，国家必须有能ม力为其新的社会保障方案适当地拨款，以便给数以千万计的下岗工ื人提供培训、医疗和住房等方แ面的保障，这些工人原先所在的国有企业几乎承担雇员所有的社会需求。其中教育和医疗问题特别严重，过去十年里一直遭受非常严重的公共投资不足，引起群众的深深忧虑和极大不满。政府非常重视这些问题，2008๖年的教育支出与2007๕年相比上升了45%ื。在毛泽东时代，医疗支出几乎全由国家负担：而现在这个数字是1้6％左右，远远低于美国约44％和西欧超过7๕0％的水平。因此，很多人看不起病。2009๗年4月，政府宣布进行大规模医疗改革，其中包括实现为90%的人提供基本医疗保险的近期目标。尽管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城市人口】的生活水平已经获得极大提高，但由于缺乏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的支持，他们都感到เ生活缺乏็保障，所以有着强烈的储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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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中国：超级经济大国
现代性竞争
极具特色的东亚政治，深深扎根于历史之中，但它们是否会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而弱化呢？某种程度上，它们正在变得愈发强劲。总之，随着反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削弱，人们逐渐回归到更为ฦ传统的家族观念中。而且，虽然家庭这个ฐ组织本身正在发生变化——在中ณ国，由男ç性或家长统治整个家庭的风气远远少于以前——但是它与西方的家庭仍然存在极大的不同，这一点尤其表现在价值观和态度方面：事实上，在亚洲所有的组织单位或结构中，家庭习俗的变化最为缓慢。正是这种深厚的力量，有助于塑造亚洲政治的特殊性，无法设想这些社会正不知不觉地失去它们的政治特色。
一提起西方แ化在东亚地区日益突出的表现，人们会很自然地联想到麦当劳。2008年，中ณ国一共有950่家麦当劳【第一家于1990่年在深圳开张】，而早在2004๒年的时候，日本就大约有350่0่家，马来西亚也有300家。星巴克、肯德基和必胜客，在该地区也有许多家店铺：2008年肯德基在中国拥有2200多家分店，200่6年必胜客也有140่家分店。负责麦当劳在中国地区的广告宣传事宜的麦肯锡咨询公司，曾在1้999年快餐备忘录上提出：“主ว要是因为现代性。快餐店是获得现代性的一个标志。新า的‘西方’快餐店【尽管主ว要是麦当劳】变成了新兴中产阶层的地位象征。它加强了两者之间的联系，表明这些中产阶层能ม够过上西方式【通常称为ฦ美国式】的生活。”
中国的经历与日本略有不同，但却都朝着极其相似的方แ向发展。千百年来，中国的服装ณ都与社会阶层深深地联系在一起——是社会阶层极为ฦ重要和直接的表现形式之一。比方说，只有皇帝才能穿明黄色的衣服，皇子或王爷只能选用金黄或蓝ณ黑色。正如瓦莱丽·斯蒂尔【valeriesteel】和约翰·s·梅杰【johnsmajor】写道：“在古代中国，???何着装，事关重大。服装为权力增添了一道神奇的光环，皇帝借此来统治整个国家。另外，服装还有助于区分文明与野蛮，男人与女人，高层与基层，适当与不当。简言之，它是一个致力于等级制度、和谐共融和自我控制的社会用以维持秩序的工ื具。”
西方化有多深
这种从农村到城市，从农耕到工厂的转变，体现出现代化进程中最为关键的要素转换。人们原本在古老的黄土地上年复一年、世世代代地劳作，生活平静如水，几乎没有涟漪，工业化如同一颗被扔进水里的石子，从此为人们生活的喧嚣转型揭开了序幕。在工ื业化的情形下，不确定性代替了可预见性，人们再也看不清未来，更无法在过去的基础上对其做出预测，在这里，人们必须ี向前看，再也不能一味回顾ุ。虽然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追求现代化作为ฦ一种日益增多现象仍只局限于世界少数地区，但是到21世纪初叶，这种转变已๐经在许多东亚国家出现，并且它发生的速度远比欧洲和北美早期的更为迅猛。对于东亚国家的现代性来说，这种变化的相对速度包含两个重要寓意，从而将它们与欧洲和北美的现代性区分开来。
“整个中ณ国经济都依赖于上海、香港、青岛、武汉的大型外资银行和一些实力强大的外资公司……海关、盐税的行政管理部门和邮政服务都由外国人经营，他们攫取所有利润。在神州大地上，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军舰及商船随处可见——遍及港口、海岸和长江流域。除了少许的中国公司……整个现代工业部门【服装ณ厂、烟厂、铁ກ路、水运、水泥厂、肥皂厂、面粉厂，在城镇还有煤气、自来水和电力以及公共交通】，都处于外国公司控制之下。”
从这段中ณ国历史上最痛苦的时期，人们可以总结出两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从来都没有解体呢？尽管发生了这一切，为ฦ什么至少从长期来看，西方和日本占领对中国的影响还是相对有限呢？
故而，与欧洲的情形不同，中国从来都不受强有力的精英的制约，它享有广泛存在和不受挑战的权威。因此，在欧洲，国家和社会之ใ间的界限被明确地勾勒且争议不断，中国却不存在类似的情况；在中国，边界始终是模糊的，直到เ今天依然如此：没有必要去界定它们，因为中ณ国不存在互相竞争的社会团体。界限，只是一个组织约束和资源限制ๆ的实际问题。相比之下，在欧洲，自主、竞争的精英——贵族、牧师和市民，都在为限制国家的权力而战斗ç。欧洲国家和精英之间的竞争，与教堂和阶级紧密相连；但是在中ณ国，学者、农民、商人和艺人的功能分化，并没有转化为独立的权力基础或制度化的声音。
【1้839~1842年】，凭借大炮让中国的南方城市屈服。在《南京条约》中ณ，清政府被迫割让香港岛，而且还首次开放了5个通商口岸并支付大量赔款。中国“屈辱的世纪”从此开始。
它们的联系在于1้607๕年最先到达美国的殖民者是欧洲人。到เ1970年，美国共有3๑92๐9万人，其中698万人是奴隶，他们不被视为美国社会的一部分：80%ื的白人是英国人【剩下的20%ื主要是德国人和荷兰人】。一波又一波的欧洲移民带来了他们的价值观、信仰、风俗习惯、知识和文化。他们的目标是在新世界ศ国家重新า建立起一个旧ງ世界。但是，与欧洲资本主ว义还保留着封建残余不同，欧洲移民不受先前存在的社ุ会结构或风俗习惯的限制。实际上，他们可以忘记历史，一切从头开始。当然，这也使美国印第安人在所谓的“种族清洗”运动中蒙受重创。
虽然人们普遍认为ฦ，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经历一个ฐ从农业社会发展为工ื业社会，然后再过渡到服务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但是我们找到了欧洲例外论的另一个例子。欧洲国家【共16๔个】——英国、比利时和德国依次处于领先地位，它们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个经历过特殊发展阶段的国家，该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工业就业人数多于农业人口和服务业就业人口。19๗11年，英国的工业就业人数达到了顶峰，占当时总劳动人口的52๐2%，相比之ใ下，美国1967๕年高峰期时的工业就业人数所占比例为ฦ358%，日本1973๑年达到了37๕1%。工业社ุ会让现代欧洲具有了很多最鲜明的特征，尤其是阶级冲突的集中性和工会的重要性。从全球范围来看，在就业方面出现了一条与欧洲不同但更为常见的道路，即不经过工业阶段，直接从农业社ุ会转变为服务业社会，目前美国、加拿大、日本和韩国走的就是这条道路。
1800年，在中国和西欧的一些中心地区，生活水平是大致相当的，可能ม日本略高一点，人均寿命和卡路里摄入量也基本相同。人均寿命是衡量繁荣程度的一项ำ重要指标，除了最富裕的地区，欧洲大部ຖ分地区的人均寿命都到19世纪末才超过中国。保尔·贝罗什【paທulBairocນh】计算得出，180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领先于西欧，亚洲作为一个整体落后于西欧，但超过了欧洲。当然，提起中ณ国和欧洲，我们必须牢记一点，这两个地方都聚集了难以计数的人口：1820年，中国人口高达381亿，西欧人口达到1้33亿，欧洲总人口达到เ169亿。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必然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互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们普遍认为18世纪末叶，中国最发达的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已或多或少与英国等西北欧最繁荣的国家处于同等发达水平。鉴于最发达地区在工业腾飞中ณ所起的先导作用，需要对英国和长江三角洲做出具体的比较。
拉丁美洲
在此，我们非常有必要对如中ณ国一样的陆地型扩张和英法等欧洲国家的海洋型扩张进行区分。欧洲殖民政策的影响力并没有中ณ国那ว么大，它只是在澳大利亚和北美等地设置殖民点，还不能起到同化民族和文化的作用。另外，这种政策也只是在遥远的地方推行，所以对宗主国来说感受还是较为陌生。海洋扩张政策与中国所采取方式有着很大的不同，后者运用的是陆地扩张模式，它不但具有空间距离近的特点，而且还能对扩张地域施ๅ加上千年的影响。鉴于中国幅员辽阔，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它仍是一个帝国。
从天下大同到เ民族国家
在19๗世纪与欧洲发生冲突以前，中国的自我认知与民族国家标准仍有很大的出入。它认为自己是世界ศ的中ณ心、中ณ央之国和“天下”。其他国家与中国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中国都不需要一个名字，它就是“中央之国”。中国纯粹是文明的光辉造就的一片土地，而不是像以色列或美国那样因上帝的青睐而生。理解
“中央之国”这一概ฐ念的最好方แ法就是查阅这个时期的地图：地图呈同心圆的状
态，而北京就是同心圆的中心，其核心成员是中国北方人。同心圆不断ษ地向外扩散，首先是汉族人，其次是近处的野蛮人，再次是远方的野蛮人、朝贡国。最外面就是一大片尚未开化的黑暗之ใ地，即遥远的岛屿和大洲【见图7–1้】。
图7–1古代中ณ国的世界观
“五服”说最早ຉ见于公元前6世纪的《尚书·禹贡》，以五百里为一区划，由近及远分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五服”图是矩形的，印证了古代“天圆地方”的说法。
总之，中华帝国完全将自己置于全球秩序的中心。“中ณ央之国”观念并不像民族国家那ว样拥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它把中国看做一个不断向外延伸的世界ศ，这个世界由被野蛮人环绕的单一“文明”组成，野蛮人距离中心的远近则由其文化受汉文化影响的程度决定，越是远离华夏文明其作用就越小。作为“天下”，中华帝国拥有非常强大的权力，它位居世界之ใ首，享有非同一般的地位。华夏文明是一个高层次的文明，它建立在价值观、道德和儒家思想之上，历朝历代深受其熏陶。“中ณ央之国”观念的核心思想是大同，这也是中华帝国向外扩张的理论依据。
与民族国家不同的是，中华帝国并没有明确的疆界ศ，它是一个模糊的区域。
随着这些扩大的区域远离华夏文明，其受汉文化影响的程度也在逐渐减少。因
此，世界的中心——中国并不需要名字，而“中央之ใ国”的地位也毋庸置疑。中ณ国扩张的模式是一个征服加同化的过程，其意识形态合理性来自“提高野蛮国家的文明程度”。华夏文明对它周围的地区处于绝对支配地位：日本和朝鲜半岛使用的文字就是汉字演变而来的，并在治国方略๓和道德准则上广泛吸收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越南的汉化程度较高，它在许多世纪内都在激烈抗争；最后，经历了长期的汉化之ใ后，才有了今天的中ณ国。在这个过程之中，武力当然是不可或缺的，但我们也不能否认中ณ国式思维和行事方式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