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以何种文化标准来评价，在特定的“羞æ。正如黄平所言，在中国，“许多人都认为国是家的延续”。
西方将“人民主权”作为政治核心，欧洲的民族主ว义也深深。“民族国家”这个概念于19世纪中ณ叶到末叶从欧洲传入中国，而中国对其认知则较晚。然而，中国和欧洲在对民族主ว权的解读上却有着根本差别ี。欧洲的民族主义แ认为，民族主权是和人民主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在中国，这两个概念却被分割开来。一方แ面，民族主ว权被赋予了最高意义；另一方面，人民主ว权又被国家主权替代。这并不奇怪，因为ฦ其一，我们知道，中国历来主张国家主权，而非人民主权；其二，中ณ国的国家意识，形成于中国受到西方列强和日本侵略的时期。在这样的条件下，最重要的自然是维护民族主权，而非人民主权。中国作为ฦ一个民族国家，其诞生的环境全然不同于欧洲的民族国家。在民族主权上，那些欧洲国家从来没有受到外来的巨大威胁。反观中国——欧洲之外的国家或多或少都是如此——则在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叶处在重重危机之中。正是由于受到殖民主ว义的威胁，中国那ว持久而深刻的国家情结便顺理成章地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帝国主ว义外患，加上国内的政治传统，使得中国在形成国家意识的过程中同时面临国家主ว权和民族主权这两个问题。
现在，所有这些考虑都可以被重新放置在一个全新า的背景——自1929~1้933年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衰退中。放眼全球，贸易和资本流动迅速锐减，失业急速增加。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已经陷入了停滞，并且走向反面。这个ฐ过程到底会走多远，目前尚不知晓。几乎ๆ所有的国家都尝试着为其受到威胁的工业提供帮助和补贴。人们对贸易保护的需求不断增加，这尤其表现在美国国会内“购买美国货”的压力上。中国作为ฦ世界第二大出口国【位居德国之后】，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这种贸易保护需求的主要对象。在这样的情形下，商业集团对手之间的贸易战必将爆发无疑。我们生活的世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至少在现阶段，中ณ国经济崛起的全球决定性变量已经发生了深远的变化。
第6、文明国家
低科技还是高科技？
目前，中国的相对优势在于低端制造业，使其能够利用庞大而廉价的非熟练劳动力，进而产生世界市场上最低的价格，或称中国价格，这一称谓已作为新的全球标准而声名远扬。从长远来看，这种状况存在两个本质问题。首先，从产品推向市场需要总费用的角度来看，制造业占据的费用占比是非常小的，大约为最终价格的15％，大部分费用都被设计、营销、品牌等主要在发达世界进行的环节剥夺去了。其次，大多数中ณ国出口产品都是由á西方和日本的跨国公司生产的，中国制造商主要充当承包商的角色。换句话说，中国基本上只是在发达国家建立的跨国公司的多元化全球业务中ณ发挥低端制造业分包商的作用。
由á于关税的系统性降低，中国经济的一个突出特征即对外贸易规模庞大，约占gdp的75％，远远超过其他主ว要经济体，例如在美国、印度、日本和巴西，这个数字只有30％或更少。这促使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意义แ更为重大，同时也使中国更容易受到外部冲击例如全球经济下滑，尤其是美国经济衰退，或西方日益增长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等的影响。
中国正处于马克思所描述的原始积累时期或我们所知道的经济起飞进程的中期，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劳动人民离开耕耘多年的土地来到工厂，离开贫苦的农村来到繁华的城市。1952~2๐003年，农业占gdp的比例从6๔0%下降到16%，占就业总人数的比例从83%下降到51%。中国只花费了10年的时间，就实现人均产出【衡量经济起飞速度的标准】翻一番๘，比起英国耗时5๓8年、美国耗时47年和韩国耗时11年才达到同等水平，确实相当神速，而且中ณ国30年经济平均增长率都保持在95%的速度。尽管如此，约一半的人仍然在务农。据估计，甚至后推2๐0年，也依旧会有大约20่％的人口继续生活在农村。这种农村劳动力的“无限”供应造成的一个ฐ重要后果是，未来几十年内，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将继续维持低位：换句话说，这个时间远远长于先前的亚洲新兴国家的情况。这并不代表一些较发达地区例如广东省的工资水平会继续偏低，相反，人们可以看到เ，当地的工资水平已经大幅上涨。只是在较贫穷较偏远的内陆省份，工资会持续走低，这促使很多终端制造业到此安营扎寨。???国经济自1978年以来的迅速增长，主ว要得益于极高的投资率，多年来都保持在占其gdp40％的水平，目前该数值已临近45๓％，很快将接近5๓0％。投资率如此之高，可能与同样高的国内储蓄率有关，后者约占gdp的40％。再加上一些外来投资，也为中国的经济腾飞提供了主要的资金来源。200่1年，中国平均每户家庭的储蓄额约为ฦ其税后收入的25๓3％，相比之下，美国只有64％【2002๐年】。中国家庭创造出的巨额储蓄，为国家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见图5–2】。
黄：尽管目前西方带来的影响无比巨大，而且有时还附加了一定的侵略性，但我认为ฦ中国不会失去自己的文化特色，因为它毕竟体现了一种厚重的历史积淀。哪怕表面的一些东西发生了变化，其本质却是根深蒂固的。在我们每个中国人心目中，都存在一种强大的核心文化，即便我们的生活方式有所改变，这种文化也不会变。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经常会重现。当前，我们正处于一个茫然的时期，我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我们之所以感到迷茫，主要源于现代性与传统观念之间的潜在冲突。不过，我还是坚信，新东西终将出现，独一无二的中华文明将会继续屹立于神州ะ大地。
高：我们已经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比如我们沦为半殖民地的时候。现在我更有信心。中ณ国现在正处于一个ฐ全新的时代，我们并没有遭到侵略，但是我们确实正在受到西方的影响。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我们不会被西方化，我们的核心文化依旧ງ傲然挺立。
不过，把东亚人对白色的偏爱简单视为西方影响力的产物，那是错误的。这些国家的人对白色的渴望，有着与生俱来的根源。对于日本人和中国人来说，长期以来，洁白都承载着强大的等级内涵。如果你的肤色很黑，那意味着你只是个务农者，处于社会的下层：这种偏见深深植根于两国的国民心里，并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而日益加深，人们普遍认为，白皙的皮肤象征着城市生活和富足，而深色的皮肤代表着农村生活和贫穷。国家与国家之ใ间、同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民族之ใ间，以及同一个民族内部的不同派系之间的差异性，都可以通过不同的肤色来界定和强化。自明治维新า以后，肤色成为日本人辨认他们自身与中国和韩国等邻๑国人的标志。更为普遍的是，这种颜色等级还重现于肤色较浅的东北亚地区和肤色较深的东南亚地区之间的关系中，其中东南亚地区按照ั肤色又可划分为海外华人、土著人口和海外印度人。西方模特的影响力，恰恰在于它可以与历史悠久的固有肤色观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我们将在第7章中ณ深入探讨这一主题。
饮食
文化的决定性影响
香港最后一任英国总督彭定康，在他的著作《东方与西方》【eastandwest】中写道：“我认为ฦ在比较西方和东方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更多的是由á于时滞而非深刻的文化差异所造成的后果。”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他的言外之意：时间是一个相对暂时的问题，而文化则几乎无关紧要。然而，我们已经看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时间和速度，远远不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它们具有真正持久ื的影响。最根本的是，认为文化差异不会对现代性的本质产生深远影响的观点是错误的。如果那些国家远远不如西方发达——即处于经济腾飞之前或早期阶段，那么เ说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其落后的现状而不是文化差异造成的，似乎还说得通。但是目前至少已๐经与许多西欧国家一样发达的韩国和中国台湾等亚洲新兴国家或地区的转型，意味着文化差ๆ异几乎不起作用的命题可以拿到实践中检验。
经济腾飞
中国与西方列强和日本，大约是同一时期踏上工业化道路的，但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最后以失败而告终，19世纪的中国为此遭到严重的打击。大约从18๖60年开始，中国就出现许多工业发展水平与日本相当的显著例子，尤其是上海地区。但是，考虑到中国的辽阔地域，其工业进展又显得太琐碎、太分散。尤为重要的是，中国缺少日本现代化的两个关键要素：强大的现代化政府和可以为工业化提供盈余资金的富足的农业。更糟糕的是，在18๖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巨额的赔付条款和面对西方国家及日本提出的各项无理要求时表现出来的无助，几乎让中国元气大伤、濒临破产。西方列强通过划分新的势力范围和获取“租界ศ”，继续剥削已๐经伤痕累累็的中国。随着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数量的急剧膨胀，外国资本不断流入中国，它们热衷于在这种几乎毫无限制的背景下去赚取高额利润。1920่年，汉学家谢和耐【jacນquesger】写道：
由此可以得出中ณ国人和欧洲人态度上的根本差别：在中国人视统一高于一切的时候，欧洲人更相信民族国家而非欧洲范围内的主权——尽管成立了欧盟。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的兴起，导致古老帝ຓ国的分裂和众多新า型国家的建立，而中ณ国并未发生类似的事情，甚至连丝毫可能发生的迹象都找不到，这些事实都体现出中ณ国渴望统一的内在动力。中国能够致力于统一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国家和人民把统一作为ฦ优先考虑的根本事项；期望国家在确保统一的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中国人强烈的身份认同感为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这并不是说中ณ国的统一就是理所当然的：历史上大约一半的时间，它都处于不同程度的分裂状态。考虑到中国的幅员辽阔以及远远多于欧洲国家的多样性特征，我们不用对此大惊小怪。由于高度重视国家的统一，所以中国大体上逃脱了几百年来笼罩欧洲历史的内部ຖ战争，但是在四分五裂的时期，它往往要付出战争和饥荒的惨痛代价，尤其从19๗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中国处于长期的分裂状态中ณ。国家频繁地出现分裂，加上由此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有助于增强中ณ国人对统一的向往，统一的传统来自春秋时期的孔子，由于生活的年代正值中华大地饱经战乱之时，孔子深深意识到和谐的重要性。
中国和一些地位相当的欧洲国家之间，还存在另一个重要区别，即中ณ国从来没有面临过试图限制其权力的贵族精英的竞争。到10世纪中叶，当时的贵族精英全部都被摧毁，其后果是没有一个ฐ精英能够享有独立于国家的权威——正好相反，精英深深依赖于国家赏赐给他们的地位。这种情形的关键机制是科举考试制ๆ度，到唐朝时，科举考试制ๆ度已经称得上很完善了。虽然贵族在这些考试中享有一定的优势，但是科举考试还是为社会的各个阶层打开了大门，成为皇朝招贤纳士的有力手段。对于那些考生来说，儒家经书是考试的重要内容，这有助于强化共同的价值观。在欧洲，除了一些极端的时期【例如战争年代】以外，精英仍然相对拥有一定的自主权；而在中国，由于精英都是由国家录用的，而且有效地成为国家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往往按照国家的旨意来行事。在皇帝的庇佑之下，朝廷在盛世时根本不用担心来自宗教团体【9世纪查封佛教徒的财产后】、司法机构、贵族成员、军队或城市中产阶层的挑战。不过其中最大的例外是文人，他们像孔子一样洋洋洒洒地写出惊世骇俗的文章，却与社会日常生活越来越脱节。
美国的崛起
美国和欧洲的现代性往往被人们一并视为唯一的西方现代性，实际上两者颇็为不同。
认为1800年欧洲轻松地领先于中国和日本的观点，日益受到历史学家们的质疑。杉原薰【kaorusugihaທra】提出，1้60่0年后的东亚并没有走向衰落，相反在后来30่0年的时间里，还出现了劳动密集型、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增长，被称做“东亚奇迹”——他称之为“勤劳革命”，这种经济成就完全可以与后来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欧洲奇迹”相媲美。他指出，1้868年明治维新า以前，日本农业表现出很强的创新能力，农作物的重大改良和生产力的大幅提高，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了支持。正如亚当·斯密所说的，18๖世纪晚期，中国的市场显然比欧洲的更加先进和成熟。例如，中国粮食产量中被远距离运输到เ市场上的比例远高于欧洲。中ณ国市场在早期之所以能获得发展，一个关键原因在于土地可以贸易。中世纪的欧洲，农奴都被束缚在土地上，既不能离开也不能任意处置土地；而中国农民只要拥有足够的资金，就能够自由合法地买卖土地及其农作物。
1800่年，中国城市化的程度至少与欧洲旗鼓相当，据估测，18世纪的日本，约有22%的人口生活在城市，而西欧为10่%~15%。18๖0่0年之前，无论从资本存量还是经济机构的角度来看，西欧都未享有超过中国和日本的绝对优势，当时许多中ณ国公司都是股份制ๆ的。即使在技术水平方面，欧洲和中国看似差不多，但是在灌溉、纺织织造、染色工艺、医药和瓷器制造等领ๆ域，欧洲还是落后于中国。中国很久以前就使用纺织机器，它们与多轴纺织机和飞梭只存在细微差别，而后者曾为英国以纺织业为首的工ื业革命提供过源源动力。中国很早ຉ就对蒸汽机不陌生，而且还创น造出类似的各种类型的机器；只是与后来詹姆斯·瓦特的发明相比，这些机器是用活塞驱动飞轮而不是相反。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英国的工业革命一开始，对资本密集型和能ม源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就快速提升了生产力水平，创造出一系列ต技术、革新和增长，这也使得英国能在科学技术方面获得不断ษ进步，并尽享领先于中国的优势。中国则正好相反，事实证明其“勤劳革命”并没有拉开工业革命的序幕。
如果说中国的改革以大胆的经济政策为一大特色，那么另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中国在政治改革上的相对保守。这么เ说绝不是要贬低中国的政治改革。在中国绝大多数行政村以及某些县，差额选举已๐经逐渐得到推广。另外，公务员改革也已开始，中ณ央政府正在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全国和地方人民代表大
中国约旦ຆ巴基斯坦西班牙荷兰英国加拿大土耳其印度美国黎巴嫩印度尼西亚法国俄罗斯德国波兰
不满意满意
图6–1้对国家现状的满意度
会的作用也有一定加强……在经济发展的推动下，依法治国的趋势日渐明显，但离“法治”的目标仍相距甚远。【“法治”要求政党的权力受制于宪法，这在中ณ国仍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可能实现。】有一位中国专家就曾说过，“法治”在中ณ国仍然只有10%~20%ื的适用度。某些制度已经实现了程序化，比如国家主席最多只能ม连任两届。军民关系也实现了正常化。
与改革前相比，中国在政治上的宽容度明显提高，可以容忍对某些问题的公开讨论以及某些措辞严厉的批评。在这方面，互联网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公众辩论平台，其尺度远远超过其他传统媒体。此外，党内也进行了重大改革，规定领导人到了年龄必须ี退休，而不是继续担任公职直到去世。在200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16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将权力移交给了继任者胡锦涛。在某些省份，党代表的竞选工作也已๐展开。另外，中国共产党还扩大了党员的范围，特别是根据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吸纳私营企业家为中ณ共党员。包括最高层在内的中共各级领导在专业化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上也超过了以往。
中国的政治改革采取的是缓慢、渐进的方式。和经济改革不同，中国的政治改革从来就不是以深度的、系统化的改革为ฦ目标，也不是为ฦ了建立民主制度，而是为了给经济改革提供一个更好的环境，同时保持政治上的稳定。所以，村级选举ะ实则是为了提高管理水平，而不是要启动任何民主进程。
然而，中国政治生活的本质和特点都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毛泽东时代，全社会都多少呈现出政治化的特点。“政治挂帅”这个ฐ由毛泽东本人提出的口号就恰如其分地总结了1976๔年之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特点。当时，群众运动此起彼伏，尤其以“文革”为最。相比之下，在改革开放的岁月里，出现的则是持续的去政治化，并伴以意识形态的迅速淡化。这时，毛泽东时代高度政治化、颇具鲁莽特色的中ณ国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更像是一个讲求专家治国、类似东亚其他发展型国家的中国，而她的权力范围则更加广泛，从计划生育、人口迁徙到历史课本、大小媒体，无所不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