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与众不同的国家——中ณ国
，即使社会的某些不安定因素以及由来已久的腐败现象会给政府带来越来越多的问题。今天的中ณ国在人口总数、经济规模，以及与外部世界融合度上都远远超过前苏联，如果中国共产党内部ຖ也发生类似前苏联共产党那ว样的巨变，那么在国内和国际上所造成的复杂后果当然会严重得多。而中国对其认知则较晚。欧洲的民族主义แ也深深影响了中国的一些精英分子，那么这对中国和世界来说都是最佳的前景。值得庆幸的是，这也是到目前为止最可能成为现实的前景。最可能的结果就是中国继续当前的改革进程，这是中国以及整个世界。从短期来看，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继续成功地带领中ณ国按目前。然而，中国和欧洲在对民族主权的解读上却有着根本差别。欧洲的民族主义认为，民族主权是和人民主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这两个ฐ概念却被分割开来。而在中，民族主权被赋予了最高意义แ；另一方面，人民主权又被国家主权替代。这并不奇怪，因为其一，我们知道，中国历来主ว张国家主权，而非人民主权；其二，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成于中ณ国受到西方列ต强和日本侵略的时期。在这样的条件下，最重要的自然是维护民族主ว权，而非人民主权。中国作为一个ฐ民族国家，其诞生的环境全然不同于欧洲的民族国家。在民族主权上，那些欧洲国家从来没有受到外来的巨大威胁。反观中ณ国——欧洲之外的国家或多或少都是如此——则在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叶处在重重危机之中。正是由于受到殖民主义的威แ胁，中国那持久而深刻的国家情结便顺理成章地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帝国主义外患，加上国内的政治传统，使得中国在形成国家意识的过程中同时面临国家主权和民族主权这两个问题。
中国最主要的政治问题就是国家统一??迄今为止这仍然是中国政治的主要话题。追根溯源，这并非是在中国成为民族国家之后的短期内形成的，而是植根于中国文化当中。中国在历史上饱经分裂和战乱ກ的痛苦，所以格外珍视统一。中国人的情感由祖国和文化构成，正是这一观念决定了中国政府在香港和澳门的回归以及统一台湾问题上的态度——一方面对收回这些领土予以高度重视，另一方面尊重这些地区的人民的生活习惯。如何看待这些领土的归属，所依据的只是“中ณ国性”这个极为重要的、已经持续了至少2000年的概念。具体来说，就是所有中国人都是中华文明的一部ຖ分，中国的全部领ๆ土也是中华文明的一部
第6、文明国家
“为了分析中国崛起的真正含义，我们不但要了解它的经济发展过程，还要了解它的历史、政治、文化和传统。否则，我们就会陷入盲人摸象的境地，根本无法理解中国崛起的真正含义，只会感到惊慌失措。”
目前，中ณ国的相对优势在于低端制造业，使其能ม够利用庞大而廉价的非熟练劳动力，进而产生世界市场上最低的价格，或称中国价格，这一称谓已作为新的全球标准而声名远扬。从长远来看，这种状况存在两个本质问题。首先，从产品推向市场需要总费用的角度来看，制造业占据的费用占比是非常小的，大约为最终价格的15％，大部ຖ分费用都被设计、营销、品牌等主要在发达世界进行的环节剥夺去了。其次，大多数中国出口产品都是由西方和日本的跨国公司生产的，中国制造商主要充当承包商的角色。换句话说，中国基本上只是在发达国家建立的跨国公司的多元化全球业务中发挥低端制造业分包商的作用。
然而，大量证据表明，中国正在稳步攀登科技高峰【见图5–8】。像所有的新来者那样，它不得不顺其自然，并从中ณ开辟出属于自己的独特道路。为了获得一些新技术的使用权，中国综合运用仿造、购买以及吸引合资企业中的外国
中国正处于马克思所描述的原始积累时期或我们所知道的经济起飞进程的中期，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劳动人民离开耕耘多年的土地来到เ工厂，离开贫苦的农村来到繁华的城市。1952~20่03年，农业占gdp的比例从60่%下降到เ16%，占就业总人数的比例从83%下降到51%。中国只花费了10年的时间，就实现人均产出【衡量经济起飞速度的标准】翻一番，比起英国耗时5๓8年、美国耗时4๒7年和韩国耗时1้1年才达到同等水平，确实相当神速，而且中国30年经济平均增长率都保持在95%的速度。尽管如此，约一半的人仍然在务农。据估计，甚至后推20年，也依旧会有大约2๐0％的人口继续生活在农村。这种农村劳动力的“无限”供应造成的一个重要后果是，未来几十年内，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将继续维持低位：换句话说，这个时间远远长于先前的亚洲新า兴国家的情况。这并不代表一些较发达地区例如广东省的工资水平会继续偏低，相反，人们可以看到，当地的工资水平已经大幅上涨。只是在较贫穷较偏远的内陆省份，工资会持续走低，这促使很多终端制造业到เ此安营扎寨。???国经济自19๗78年以来的迅速增长，主要得益于极高的投资率，多年来都保持在占其gdp4๒0％的水平，目前该数值已临近45％，很快将接近50่％。投资率如此之ใ高，可能与同样高的国内储蓄率有关，后者约占gdp的40่％。再加上一些外来投资，也为中国的经济腾飞提供了主要的资金来源。2๐001年，中ณ国平均每户家庭的储蓄额约为ฦ其税后收入的253๑％，相比之下，美国只有64％【2๐002年】。中ณ国家庭创造出的巨额储蓄，为国家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见图5–2】。
19811983๑198519871้989199119๗93199519๗97199920่012003【年】
高：我们已经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比如我们沦为半殖民地的时候。现在我更有信心。中国现在正处于一个全新的时代，我们并没有遭到侵略，但是我们确实正在受到西方的影响。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我们不会被西方化，我们的核心文化依旧傲然挺立。
现代性竞争
饮食
一提起西方化在东亚地区日益突出的表现，人们会很自然地联想到麦当劳。2008年，中ณ国一共有95๓0่家麦当劳【第一家于1990年在深圳开张】，而早在2๐004年的时候，日本就大约有3500家，马来西亚也有300家。星巴克、肯德基和必胜客，在该地区也有许多家店铺：2008年肯德基在中国拥有2200多家分店，200่6年必胜客也有1้40家分店。负责麦当劳在中国地区的广告宣传事宜的麦肯锡咨询公司，曾在1999年快餐备忘录上提出：“主要是因为现代性。快餐店是获得现代性的一个标志。新的‘西方’快餐店【尽管主要是麦当劳】变成了新า兴中产阶层的地位象征。它加强了两者之间的联系，表明这些中产阶层能够过上西方式【通常称为美国式】的生活。”
香港最后一任英国总督彭定康，在他的著作《东方与西方》【eastandwest】中写道：“我认为在比较西方和东方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更多的是由于时滞而非深刻的文化差ๆ异所造成的后果。”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他的言外之意：时间是一个相对暂时的问题，而文化则ท几乎无关紧要。然而，我们已经看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时间和速度，远远不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它们具有真正持久的影响。最根本的是，认为ฦ文化差异不会对现代性的本质产生深远影响的观点是错误的。如果那些国家远远不如西方发达——即处于经济腾飞之前或早期阶段，那么เ说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其落后的现状而不是文化差异造成的，似乎还说得通。但是目前至少已经与许多西欧国家一样发达的韩国和中国台湾等亚洲新兴国家或地区的转型，意味着文化差异几乎ๆ不起作用的命题可以拿到实践中检验。
西方化有多深
中国与西方列强和日本，大约是同一时期踏上工ื业化道路的，但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最后以失败而告终，19世纪的中国为ฦ此遭到严重的打击。大约从186๔0年开始，中国就出现许多工业发展水平与日本相当的显著例子，尤其是上海地区。但是，考虑到中国的辽阔地域，其工业进展又显得太琐碎、太分散。尤为重要的是，中国缺少日本现代化的两个关键要素：强大的现代化政府和可以为工ื业化提供盈余资金的富足的农业。更糟糕的是，在18๖94年中ณ日甲午战争失败后，巨额的赔付条款和面对西方国家及日本提出的各项无理要求时表现出来的无助，几乎让中ณ国元气大伤、濒临破产。西方列强通过划分新的势力范围和获取“租界”，继续剥ຓ削已经伤痕累累的中国。随着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数量的急剧膨胀，外国资本不断流入中ณ国，它们热衷于在这种几乎毫无限制的背景下去赚取高额利润。192๐0年，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ger】写道：
“整个中国经济都依赖于上海、香港、青岛、武汉的大型外资银行和一些实力强大的外资公司……海关、盐税的行政管理部门和邮政服务都由外国人经营，他们攫取所有利润。在神州大地上，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军舰及商船随处可见——遍及港口、海岸和长江流域。除了少许的中国公司……整个现代工业部门【服装厂、烟厂、铁ກ路、水运、水泥厂、肥皂厂、面粉厂，在城镇还有煤气、自来水和电力以及公共交通】，都处于外国公司控制ๆ之下。”
中国和一些地位相当的欧洲国家之ใ间，还存在另一个ฐ重要区别，即中国从来没有面临过试图限制ๆ其权力的贵族精英的竞争。到10世纪中ณ叶，当时的贵族精英全部都被摧毁，其后果是没有一个精英能够享有独立于国家的权威——正好相反，精英深深依赖于国家赏赐给他们的地位。这种情形的关键机制是科举考试制ๆ度，到唐朝时，科举考试制ๆ度已经称得上很完善了。虽然贵族在这些考试中享有一定的优势，但是科举考试还是为社会的各个阶层打开了大门，成为皇朝招贤纳士的有力手段。对于那ว些考生来说，儒家经书是考试的重要内容，这有助于强化共同的价值观。在欧洲，除了一些极端的时期【例如战争年代】以外，精英仍然相对拥有一定的自主权；而在中国，由于精英都是由国家录用的，而且有效地成为ฦ国家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往往按照国家的旨意来行事。在皇帝的庇佑之下，朝廷在盛世时根本不用担心来自宗教团体【9世纪查封佛教徒的财产后】、司法机构、贵族成员、军队或城市中产阶层的挑战。不过其中最大的例外是文人，他们像孔子一样洋洋洒洒地写出惊世骇俗的文章，却与社会日常生活越来越脱节。
故而，与欧洲的情形不同，中国从来都不受强有力的精英的制约，它享有广泛存在和不受挑战的权威。因此，在欧洲，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界限被明确地勾勒且争议不断，中国却不存在类似的情况；在中国，边界ศ始终是模糊的，直到今天依然如此：没有必要去界定它们，因为中国不存在互相竞争的社会团体。界限，只是一个组织约束和资源限制的实际问题。相比之下，在欧洲，自主、竞争的精英——贵族、牧师和市民，都在为限制国家的权力而战斗。欧洲国家和精英之间的竞争，与教堂和阶级紧密相连；但是在中ณ国，学者、农民、商人和艺人的功能分化，并没有转化为ฦ独立的权力基础或制度化的声音。
美国和欧洲的现代性往往被人们一并视为唯一的西方แ现代性，实际上两ä者颇为不同。
它们的联系在于1้607年最先到达美国的殖民者是欧洲人。到เ1970年，美国共有39๗29万人，其中6๔98万人是奴隶，他们不被视为美国社会的一部分：8๖0%的白人是英国人【剩下的20%ื主要是德国人和荷兰人】。一波又一波的欧洲移民带来了他们的价值观、信仰、风俗习惯、知识和文化。他们的目标是在新世界ศ国家重新建立起一个旧世界ศ。但是，与欧洲资本主义还保留着封建残余不同，欧洲移民不受先前存在的社会结构或风俗习惯的限制。实际上，他们可以忘记历史，一切从头开始。当然，这也使美国印第安人在所谓的“种族清洗”运动中蒙受重创。
1800年，中ณ国城市化的程度至少与欧洲旗鼓相当，据估测，18世纪的日本，约有22%的人口生活在城市，而西欧为10%~15๓%ื。1800่年之前，无论从资本存量还是经济机构的角度来看，西欧都未享有超过中国和日本的绝对优势，当时许多中国公司都是股份制的。即使在技术水平方面，欧洲和中国看似差不多，但是在灌溉、纺织织造、染色工艺、医药和瓷器制造等领ๆ域，欧洲还是落后于中国。中国很久以前就使用纺织机器，它们与多轴纺织机和飞梭只存在细微差别，而后者曾为英国以纺织业为ฦ首的工业革命提供过源源动力。中ณ国很早就对蒸汽机不陌生，而且还创造出类似的各种类型的机器；只是与后来詹姆斯·瓦特的发明相比，这些机器是用活塞驱动飞轮而不是相反。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ທ，英国的工业革命一开始，对资本密集型和能ม源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就快速提升了生产力水平，创造出一系列技术、革新和增长，这也使得英国能在科学技术方面获得不断进步，并尽享领先于中ณ国的优势。中国则正好相反，事实证明其“勤劳革命”并没有拉开工业革命的序幕。
18๖00年，在中国和西欧的一些中心地区，生活水平是大致相当的，可能日本略高一点，人均寿命和卡路里摄入量也基本相同。人均寿命是衡量繁荣程度的一项重要指标，除了最富裕的地区，欧洲大部ຖ分地区的人均寿命都到19世纪末才超过中国。保尔·贝罗什【paulBairoch】计算得出，180่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领先于西欧，亚洲作为一个整体落后于西欧，但超过了欧洲。当然，提起中ณ国和欧洲，我们必须牢记一点，这两个地方แ都聚集了难以计数的人口：1้820年，中国人口高达381亿，西欧人口达到1้33亿，欧洲总人口达到เ169亿。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必然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互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们普遍认为18世纪末叶，中国最发达的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已或多或少与英国等西北欧最繁荣的国家处于同等发达水平。鉴于最发达地区在工ื业腾飞中所起的先导作用，需要对英国和长江三角洲做出具体的比较。
中国疆土的扩大往往导致巨大的人口迁移活动，并改变了人口分布。在古代，人口管理政策是政府的重要政策之一。比如，清朝就曾把人口迁移到新า占领的地方，并实施安抚政策。其中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湖广填四川ษ。1681年，四川的常住人口不足50万，后因移民政策颇为有效，到เ1812年时清朝的总人口已达到2๐07亿。今天这一过程仍在继续，比如，内地有很多人迁徙到เ了边界地区。在某种程度上，人口迁徙过程就是中华民族不断扩大影响力的过程。
在此，我们非常有必要对如中ณ国一样的陆地型扩张和英法等欧洲国家的海洋型扩张进行区分。欧洲殖民政策的影响力并没有中国那么大，它只是在澳大利亚和北美等地设置殖民点，还不能起到同化民族和文化的作用。另外，这种政策也只是在遥远的地方แ推行，所以对宗主ว国来说感受还是较为陌生。海洋扩张政策与中ณ国所采取方式有着很大的不同，后者运用的是陆地扩张模式，它不但具有空间距离近的特点，而且还能对扩张地域施加上千年的影响。鉴于中国幅员辽阔，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它仍是一个帝国。
从天下大同到民族国家
在19๗世纪与欧洲发生冲突以前，中国的自我认知与民族国家标准仍有很大的出入。它认为自己是世界ศ的中心、中央之国和“天下”。其他国家与中国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中国都不需要一个名字，它就是“中央之ใ国”。中国纯粹是文明的光辉造就的一片土地，而不是像以色列ต或美国那样因上帝ຓ的青睐而生。理解
“中ณ央之国”这一概念的最好方法就是查阅这个时期的地图：地图呈同心圆的状
态，而北京就是同心圆的中心，其核心成员是中国北方人。同心圆不断地向外扩散，首先是汉族人，其次是近处的野蛮人，再次是远方的野蛮人、朝贡国。最外面就是一大片尚未开化的黑暗之地，即遥远的岛屿和大洲【见图7–1】。
图7–1古代中国的世界观
“五服”说最早见于公元前6๔世纪的《尚书·禹贡》，以五百里为一区划，由á近及远分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五服”图是矩形的，印证了古代“天圆地方แ”的说法。
总之，中华帝国完全将自己置于全球秩序的中心。“中央之国”观念并不像民族国家那样拥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它把中国看做一个不断ษ向外延伸的世界，这个世界由被野蛮人环绕的单一“文明”组成，野蛮人距离中心的远近则由其文化受汉文化影响的程度决定，越是远离华夏文明其作用就越小。作为“天下”，中华帝国拥有非常强大的权力，它位居世界之首，享有非同一般的地位。华夏文明是一个高层次的文明，它建立在价值观、道德和儒家思想之上，历朝历代深受其熏陶。“中央之国”观念的核心思想是大同，这也是中华帝国向外扩张的理论依据。
与民族国家不同的是，中华帝国并没有明确的疆界，它是一个模糊的区域。
随着这些扩大的区域远离华夏文明，其受汉文化影响的程度也在逐渐减少。因
此，世界ศ的中心——中国并不需要名字，而“中央之国”的地位也毋庸置疑。中ณ国扩张的模式是一个征服加同化的过程，其意识形态合理性来自“提高野蛮国家的文明程度”。华夏文明对它周围的地区处于绝对支配地位：日本和朝鲜半岛使用的文字就是汉字演变而来的，并在治国方略和道德准则上广泛吸收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越南的汉化程度较高，它在许多世纪内都在激烈抗争；最后，经历了长期的汉化之后，才有了今天的中ณ国。在这个过程之中ณ，武力当然是不可或缺的，但我们也不能ม否认中国式思维和行事方式的巨大影响。